馮驥才近影
婺源風景
朱仙鎮的木刻畫
馮驥才：提起此人，往往令人想起“神鞭傻二”，或者《炮打雙燈》，但近十年來，這位當代著名的小說家卻奔走在田野村落，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民間文化遺產的保護上了，不斷地普查、研究、呼吁，稱其為保護民間文化遺產的一面旗幟并不為過。“兩會”前夕，本報記者特地采訪了這位全國政協委員——
問：您主持的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在２００３年啟動時計劃分兩期完成，第一期對民間美術、民俗的搶救性普查整理工作將在今年結束，不知工程都取得了哪些進展？
答：我原來的計劃是對９６０萬平方公里內的５６個民族的民間文化進行全面、地毯式的普查。現在由于經費有限，我們只好把這個宏大的計劃分解成一個個具體的項目去做，取得了一些進展。
比如說民間美術，我們把它分解成年畫、木版畫、剪紙、皮影等小的部分。然后再細分，例如，現在已知的木版年畫產地有２５個左右，我們把它分解成１７個單元來普查，目前已經完成一半多了，我想應該再有兩年左右就可以完成了。
有些項目開展得不錯，比如年畫、剪紙、民間故事。其中民間故事的搜集整理做起來是很難的，因為中國的民間故事浩如煙海。通過我們對中國１６００多個縣進行普查統計，目前的成果就是《中國民間故事全書》的陸續出版，比如“云南漾濞卷”、“山東棗莊卷”、“河南信陽卷”、“湖北宜昌卷”等。全部完成后總字數約６億。
此外還有一些意外收獲。最近在做木版年畫普查時，在豫北、冀南交界的安陽地區發現了一個新的年畫產地滑縣。那里的年畫非常有特點，現在還在印神農像，上面的題字用的還是《詩經》里的詩句。其制作方法、繪畫體系跟中國其它任何一個年畫產地都不一樣，是由一戶姓韓的人家獨門單傳，已經傳到二十七代了。我用同在河南的開封朱仙鎮年畫來做比較，二者也完全不同。這里呈現出的是一個完全獨立、完整的藝術體系、文化體系。
如果不做這次普查的話是不會有這樣的發現的，所以今后類似滑縣年畫的新發現需要不斷補充到我們的普查計劃里去。
很多地方政府官員認為，最重要的是房子要蓋得高檔，結果很多地方規劃出一片洋房，社會主義新農村搞成“洋農村”。
問：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第一期能否按既定計劃完成？
答：從具體做的工作來講，現在沒有達到當時預期的想法，進度、力度我都不滿意。主要是遇到了三方面問題的制約。
第一是缺少人力。現在從事這項工作的研究者，主要來自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加上其他方面的學者共有一兩千人。不是所有的學者都可以、都愿意到田野的第一線去，因為這種普查是純奉獻的；也不是所有人在這個問題上有非常自覺的態度，并非都能夠想到目前民間文化遺產保護的緊迫性、危機性和瀕危性；另外還有些學者，在從書案研究轉到田野研究的過程中有些力不從心。
第二是地方政府支持力度非常有限。有的地方，如果民間文化遺產的普查能夠跟地方官員的政績，或者跟當地旅游開發的目的相結合的話，往往會獲得支持；如果商家在其中找不到賣點，或者地方的官員在這里找不到自己的政績，他們的興趣就會小。
第三就是經費問題。自從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啟動以來，我們獲得的經費是非常有限的。到現在我們只獲得了國家社科基金的啟動經費３０萬元，此后就沒有任何國家撥款。全國３０個省份，平均一個省５年只有１萬元的經費，怎么搶救？幾乎是一個玩笑。
問：普查、保護工作遇到重重困難，被保護的文化遺產的現狀又是如何呢？
答：目前民間文化遺產消失的速度不但沒有減少，而且還呈加劇趨勢。特別是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很多地方沒有把文化保護與之相結合。我一直在呼吁：規劃新農村建設要注意文化保護。雖然有些政府部門也認為我的說法非常對，但真正落實到了地方就很少有決策者仔細考慮這個問題了。
要知道，保護民間文化遺產真正是件以人為本的事情，是人們精神上、心理上的需要，可是很多地方政府官員認為，最重要的是房子要蓋得高檔，結果很多地方規劃出一片洋房。社會主義新農村搞成“洋農村”。
不過，從積極一面看，正因為保護工作很困難，才更需要我們極力推動。５年以前可能沒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什么必須要保護文化遺產。通過５年來我們在不同場合不斷呼吁，反復申明保護文化遺產的重要性，使其在社會上引起的認同越來越多，使得越來越多的公民具有了文化遺產保護的觀念，認識到只有維持自己文明的傳承，才能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里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自己的ＤＮＡ才不會迷失在全球化的大海里。
有了這種群體性觀念，保護就會變成大家的自覺行為，不只是個別人奔忙。
中華文化的根、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載體都在古村落，我們的民俗、民間戲劇、歌舞、音樂、手工藝都在其中，“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果沒有這些村落，這些民間文化遺產也就沒有了。
問：文化遺產的種類包羅萬象，您當前的工作重點在哪里？
答：現在以及未來５年我的工作重點都在古村落的保護上。中華文化的根、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載體都在古村落里，我們現在普查、保護的民俗、民間戲劇、歌舞、音樂、手工藝都在其中，“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果沒有這些村落，這些民間文化遺產也就沒有了。
中國有６００萬個村莊，并非所有都是古村落，需要具備三個條件：第一，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有相當分量。第二，文化遺產自成體系，比如要有一個跟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規劃，有歷史的街區，有代表性的民居建筑，甚至還有一些公共設施，比如廟宇、橋梁、水井、戲臺等。第三，有比較鮮明的地域特色。
符合上述條件的古村落我估計在５０００個左右，但消失速度很快。陜西有個人專門收藏石頭磨盤，他的藏品如果用來壘兩三米高的墻，能排出五六百米。有多少收藏品就意味著有多少古村落已被瓦解。
關中地區一個民俗博物館收藏有很多拴馬樁，形狀有胡人、猴子、獅子等，約有１．１萬根。這又是從多少變遷的古村落中流散出來的？
據我所知，江浙一帶大部分沿海地區的村落建筑以及格局已經改了三四遍了：先蓋個香港式的建筑，又改成美國式的，又拆了改成西班牙式的……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把自己本民族風格的村落拆了以后按外國形式蓋的。更有甚者，上海郊區出現了英國式的小城鎮，城鎮中間還有一個丘吉爾的銅像。
問：當前有沒有保護得比較好的古村落？
答：我去年去了一趟皖南，希望找到一些樣板，結果發現婺源做得很好。那里的建筑屬于徽派文化，“青磚灰瓦馬頭墻，肥梁胖柱小閨房”，房前有大片的水塘，屋后是藍色的山，詩情畫意，當地人引以為豪。
婺源縣領導非常有想法，為中國古村落的保護提供了一條新思路，就是請建筑師按照當地的建筑風格設計出幾種房屋，只是在內部對衛生間等設施加以現代化改造，外形保持徽派風格。如果當地人想蓋新房子，必須按照設計好的婺源式建筑來蓋，這樣的新房從外面看起來與當地文脈是一致的，保持了歷史風格、文化特色的延續。
浙江的西塘花了上億元錢在村里做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網絡、電線全部埋到地下，不但讓古村落的設施現代化，更保持了其歷史性風格。這也是好的做法。
問：有沒有可以推廣的保護措施？
答：我認為中國古村落的保護措施主要有四種類型：第一為分區式，比如麗江的束河，原有的古村落不動，在旁邊建一個新區，居住、生活都在新區，這樣古村落的原汁原味就保持下來了；第二是民居博物館的形式，把分散的經典的建筑向一處集中，晉中一些大院比如王家大院就是這種類型；第三為景觀的形式，比如婺源，其形象并非為了旅游而考慮，而是展示自己的特點，當然也可以作為旅游資源；還有原生態的方式，保持當地原住民的原生態生活，周莊、西塘就是。
對于古村落，我一直有一個觀點：應該給古村落掛牌。所謂掛牌不是掛“歷史文化名鎮”那種表面的牌，是掛雙遺產的牌，因為古村落既是物質文化遺產，還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掛牌后就得有一個保護措施，不能隨便動，要把它留住。把天壇拆了，即便再按原樣蓋起來也不是天壇。
同時伴隨要做的事就是要給古村落建立檔案。為此從去年開始我就一直在做兩件事，第一個是動員企業家和社會來投入，第二是從海外尋求資助，去國外演講，爭取國際上一些基金會的支持。（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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