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紙
兩晉時期的紙比之前代有明顯的進步，表現在白度提高、表面更平滑、結構較緊密，紙質細薄且有明顯的簾紋。晉代造紙術的進步及紙的質量的提高，可以從當時的文人詠紙的詩賦中看出。例如，晉人傅咸在《紙賦》中寫道：“夫其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則，體潔性真。含章蘊藻，實好斯文。取彼之弊，以為己新。攬之則舒，舍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這是說，麻紙由破布做成，但潔白受墨，物美價廉，寫成書后可以舒卷。如果說書寫材料在漢代還是帛簡并用，紙只作為新型材料尚不足以完全取代帛簡，則這種情況在晉代已經發生根本變化。由于能造出大量潔白平滑而方正的紙，人們就無需再用昂貴的縑帛和笨重的簡牘，逐步習慣于用紙書寫，最后徹底淘汰了簡牘。東晉的統治者已明令用紙作為正式書寫材料，凡朝廷奏議不得用簡牘，一律以紙為之。例如桓玄（公元369－404年）廢晉帝而自稱為帝，改國號為楚，隨即下令曰：“古無紙，故用簡，非主于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考古發掘表明，西晉墓葬或遺址中所出土文書雖多用紙，然時而有簡出土，但東晉以降，便不再出現簡牘文書，而全是用紙了。當時不但用紙抄寫經史子集書及公私文件，佛教、道教的興起也耗去大量紙張。如敦煌石室所楚這時期經卷多為佛經，其所耗紙量可能比抄寫非宗教著作還多。
晉代紙的種類已經很多，按原料分有麻紙、皮紙、苔紙等。尤其是晉代皮紙盛況空前。西晉張華《博物志》云：“剡溪古藤甚多，可造紙，故即名紙為剡藤。”長期隱居在那一帶的謝安就曾向王羲之求過牋紙。“王右軍為會稽令，謝公就乞牋紙，庫中唯有九萬枚，悉與之。桓宣武云，逸少不節。” 求紙數量之多，充分說明當時書法之興盛。按色彩來分，晉代的紙則又有白色、青色、綠色、黃色等之別。如《初學記》卷二十一引應德詹《桓玄偽事》稱：“（桓）玄令平準作青、赤、縹、綠、桃花紙，使極精，令速作之。”又《鄴中記》云：“詔書以五色紙，著鳳雛口中。”這里提到的色紙又青、赤、縹、綠、桃花等色紙。晉人在造紙時將白色礦物細粉用膠粘劑均勻涂刷在紙面，再以石砑光。這樣既可以增加紙表的白度、平滑度，又減少透光度，使紙表緊密，吸墨性好，比較適于做書。晉人還發展了紙張的染色技術，這不但增添了紙張的外觀美，有時還有改善紙的性能的實際效果。當時最常用的色紙是染黃紙，黃紙廣泛在公私場合使用，尤其是宗教信徒抄寫佛經、道教經典多以黃紙。這種黃紙有以下幾種優點：首先此紙能驅蟲防蛀，延長書的壽命，又有書香之氣。其次黃色不刺眼，可以常時間閱讀而不傷目。如有筆誤，又可用雌黃涂后再寫，便于校勘。所謂“信筆雌黃”即由此而來。再者黃色表示莊重、典雅，是五色中的正色。在敦煌石室寫經中有不少這類實物。大書法家王羲之、王獻之也愛用黃紙寫字。用黃紙著書的風氣至南北朝時仍繼續流行。
晉代紙張的尺幅，北宋人蘇易簡（公元958－996年）《文房四譜》云：“晉令作紙，大紙（廣）一尺三分，長一尺八分。小紙廣九寸五分，長一尺四寸。”換算后，晉代大紙為31.3厘米×43.4厘米，小紙22.9厘米×33.7厘米。但我們對出土的實物測量后所得的尺寸比蘇易簡所述略有差異。1977年新疆出土公元384年的一張完整紙，幅面的長寬分別是35.6和23.4厘米。這是晉代時的小紙，但仍比漢代的紙大。經過專家研究、測量，晉代的紙尺寸大致分為大小兩種，大紙直高一般在26－27厘米之間，橫長一般在42－52厘米之間，小紙直高一般在23.5－24厘米之間，橫長一般在40.7－44.5厘米之間。從上述數據可以知道晉代紙的尺幅多為長方形，很少見后世的大幅紙。由于紙幅尺寸較小，則多用于書寫。晉代書法手扎之風盛行，這大概與當時紙張的尺寸有著一定的聯系吧。
紙的普遍使用，不但促進了書籍文獻資料的猛增和科學文化的傳播，而且促進書法藝術的發展、繁榮和漢字字體的變遷。在一片窄而堅硬的簡牘上寫字，筆鋒受書寫材料空間及質地所限制而不能充分施展。但用潔白平滑又柔韌受墨的大張紙上揮毫，情況就根本改觀了。晉代之所以出現王羲之、王獻之那樣杰出的書法家，紙的普遍使用則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晉以后字體由漢隸過渡到楷隸，最后形成現在通行的楷書，草書也因而得到發展，漢字字體的變遷也因用紙而引起，因為在紙上可以隨心所欲地揮毫，沒用任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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