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歲那年進了古玩鋪
石：陳老，上海剛剛開過世界華人收藏大會，上海的文藝界第一次做這樣的事，海內外收藏家的反響都很熱烈，這件事可能會繼續進行下去。會議期間，來自全國的收藏界朋友一直惦記著您，如果你能出席的話，那就太好啦。會上，大家說到您，認為您的大作像《古玩史話與鑒賞》、《文物話春秋》、《古玩談舊聞》等等，非常有歷史價值，而且生動豐富。您是在什么樣的機緣下寫作這些故事的？
陳：史貴存真，不能胡編臆造。我為什么能寫出這么多東西呢，除了我自己的經歷，還采訪了許多老人，跟他們聊出來的。
我們家是個大家族，很多人與古董行有關。祖父在北京開銀樓，他是一個銀匠，我父親后來也做了銀匠。那跟古玩有什么聯系呢？過去宋瓷口沿殘的需要鑲口，那就是銀匠的活。我的大爺(伯父)陳中孚宣統二年(1910年)就來北京古玩鋪學生意，他當時是跟后來的大古董商岳彬一塊來的，是由我的表舅爺常惠川帶來的。表舅爺是給清宮里頭的慶小山當管事的，慶小山專門負責宮里的古玩陳設，他也就和古董行、古玩商來往密切，還跟著買了一些古玩。
石：您就是在這樣的家庭背景下進的古玩行，并且逐漸長大。
陳：我是這個家族的長孫，小時候念《四書》，寫毛筆字，學古玩。10歲那年進入伯父的文古齋當學徒，慢慢看到伯父的兒子上中學念書，而我老當學徒，于是也想上學，渴望新式教育。先是認識了一個地下黨，看了一些進步書籍，后來和同學杜國元一起，準備去解放區。結果陰差陽錯我沒有走成，只好回來和家里談判，最后家里同意讓我念書。我在輔仁大學念過經濟系，在華北人民大學畢業，畢業的時候就已經入了團、入了黨，于是就參軍南下當干部。解放后一直在兵工系統教了30多年的馬列主義課。
寫書，是為了“以人為鑒”
石：那您又是在什么時候開始重拾話頭，著手寫琉璃廠古玩鋪故事的？
陳：那是1985年以后，我那兵工管理干部學院要撤消，領導要讓我去經商，我說我干不了，就等著不久離休。于是從那時起我就開始采訪那些古董商。那些老人當時還都健在，20多年來我采訪了500多人次，那時候跟我常來往的有十幾個人，我幾乎天天去拜訪他們，采訪兩三次以上的有50多人。他們這些老人也說，如果他們這一代人死了，誰想寫也寫不出來了。我一邊寫，一邊這些人就一個個相繼過世了，如今只剩故宮博物院的耿寶昌一個了。
石：您是為我們搶救了一段珍貴的歷史，那么在您寫作這些故事的過程中最大的體驗和感觸是什么？
陳：古人講：“以史為鑒，可以知興衰。以人為鑒，可以知榮辱。”我寫書堅持實話實說，把隱蔽的許多事情說了出來，其中很多事件發人深省，甚至沉痛。比如說，常惠川把我伯父和岳彬從鄉下帶來京城以后，他有一個鼎，他原本以為是夏商周三代的東西，后來鑒定下來是秦的。這樣就買貴了砸在手里，在老家存了不少年。到日本鬼子來的時候，常惠川也已故世，他的兒子是我的表大爺，就把那鼎拿到文古齋我伯父那里去了，說讓他保存著。1947年的時候，我伯父陳中孚偷偷和岳彬一起把那鼎低價賣給了一個美國人。我那表大爺知道后不樂意啊，說太便宜了你得給我買回來。為了這個事情，他經常從老家鄉下到京城來回跑，來要賬、交涉。這個時候，我們鄉下那片正逢共產黨和國民黨拉鋸戰，有時候國民黨來，有時候共產黨來，當時也有農會，還有還鄉團。農會的人認為我的表大爺老往京城跑，是去勾搭還鄉團來著。因為這個，等到土改的時候，我的表大爺全家都給打死了，兒女都沒有了。
所以，我為什么要寫這些東西呢。就說這件事情，他們兩人都是常惠川帶來學古玩鋪的，但是最后因為一個鼎的問題，東家掌柜都不給人家錢，讓人家來回跑，因為這事讓他絕了后。這里頭說明一個問題，就是岳彬和我大爺陳中孚他們倆在做人上都不怎么的，所以最后他們的結果也不好。因此，我感覺到寫古玩就是要寫這些，要寫出“以人為鑒”的道理，不是單單的鑒定或買賣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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