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蒙古拉僧廟工業園區，每天都有大量的工業污水流向黃河灘。 盧廣/攝
中國急需推動經濟從制造業向知識經濟轉型，進而增強政府透明度和法治進程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漆菲發自北京“這將引發中國經濟、產業、科技以及生產、生活方式、消費觀念等領域的一場深刻革命。”在中國公布2005年-2020年單位GDP碳排放要降低40%-45%的目標后，環保專家們不約而同地強調這句話。
如今，在官方高調表決心的背后，現實也變得無比清晰：中國一邊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加快發展的重要階段；一邊又要面對廣大的貧瘠與生態脆弱地區；而技術儲備、資金來源、環保意識的不足也讓達標之路充滿荊棘。
需每年新增投入780億美元
在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今年發布的一項名為《中國2050年低碳發展之路》的報告中，為中國設計了“節能”“低碳”和“強化低碳”三種發展情景。
在綜合考慮人口趨勢、社會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改善的基本需求、能源稟賦和技術變動等各方面的情況之后，專家的結論是：中國所需要的排放空間在未來大約20年的時間內還需要繼續增加，這個是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中國在減排的問題上，已經付出了很大代價。”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能源與氣候經濟學項目”（PECE）組成員王克博士說。
“能源與氣候經濟學項目”主要目的之一是根據經濟學模型和不同的情景構想，分析中國實現碳減排30％和50％目標所需要的增量成本，也就是經濟代價。
據王克介紹，進一步降低碳排放強度到40%-45%，需要的新增投資從2010年到2020年每年大致在780億美元左右（基于2005年不變價）。為實現該控排目標，額外付出的成本大概占2020年當年GDP的1.2%。
另一方面，實現減排，一般都從成本低的開始做起。“譬如‘十一五’規劃中淘汰落后產能，關閉小火電時就涉及了40萬人的轉崗和再就業問題。倘若在美國、歐盟，有40萬人的就業受到影響，很多舉措根本推動不下去。”王克表示。
而隨著減排工作往后推進，越來越多的地方企業將被迫做出結構調整，而如果沒有對社會資源的良性再分配，生產就業問題將會使地方群體性事件和其他社會動蕩一觸即發。
摸著石頭過河
在設定以上三項情景時，專家們對新能源技術的發展等問題做了大膽設想。但是，現實面臨的挑戰更大。首先的問題，來源于地方政府與企業的“認知障礙”。
北京大學環境科學學院前院長江家駟和幾位不同知識和資源背景的朋友建立了NGO性質的組織，一方面與一些中小城市或區域談判低碳城市共建項目，另一方面則與外專局談判關于中美城市政府領導力建設的合作。
在調研過程中，江家駟發現很多事情都是“摸著石頭過河”。他的同事，北京大學環境基金干事杜婷婷在選擇城市上最看重“當地領導人的魄力”。在杜婷婷看來，不少城市在可持續性上比較弱，只看眼前利益。“我們不希望以這樣的方式進行合作，我們選擇城市時會考慮當地領導人是不是真的深思熟慮，眼界開闊。”
企業主要負責人對節能減排和社會責任的認識同樣存在問題。許多企業領導總是在等待政策，或者和節能技術設備供應商、節能服務公司做一些錯失良機的討價還價。“有些地方企業要么對自己做出的成績夸夸其談，要么埋怨政府投入不夠。”王克說。
而在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全球氣候行動中國項目主任侯艷麗看來，有的時候，中央的政治意愿無比明朗，但落實到細節卻不盡如人意，“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十一五”期間，侯艷麗參與了相關調研工作，她觀察到有些企業為了省電，一到夜間便關閉脫硫裝置，“一去郊區的很多工廠，刺激氣味撲鼻而來”。
在她看來，地方應該加強干部建設，提高監控能力，同時也要加強企業本身的能源審計和統計環節。但她同時指出，“有時候發改委做好統計系統，但是對接出現問題，企業不會使用。”
用王克的話說，這恰恰是由于“地方政府缺乏明確的氣候政策目標，導致現有的節能減排目標和措施政出多門，缺乏系統性”。
技術壁壘和資金障礙
一個鮮明的例子是，最近幾年中國風電設備制造業一路高歌猛進，卻帶來重重隱憂。其中一大隱憂是，看起來頗為壯觀的風電場上，唱主角的并不是中國公司。
在王克看來，由于核心技術壁壘等問題，“我國風電市場長期以來一直被跨國公司所瓜分，國內企業只能在外圍分一點殘湯剩水。”而市場被動的根源，是核心技術的差距。
在低碳技術研發和技術儲備方面，中國與發達國家差距仍然很明顯。王克和他的團隊的一項研究表明，中國需要由60多種關鍵骨干技術組成的技術體系來支撐節能減排，包括能源生產、供給、使用的技術。“其中40多種我們是不掌握核心技術的，需要國際合作或者發達國家的技術轉讓。”
更深層次的問題，體現在節能減排技術市場的不規范和信息不對稱。企業家面對形形色色的節能技術怕上當；一些節能服務企業服務能力不足、節能檢測能力不足等，都使得節能減排項目很難開展。
“技術上的問題雖然存在，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資金障礙。”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NRDC)中國項目專員李旸說。
“不像投資房產地產這些，節能減排項目很難說它一下子可以帶來多大收益，”李旸時常奔波在前線調研，在他看來，由于節能項目不是企業的主業，項目投資規模不大，使得投資機構對此缺乏興趣。同時，目前碳定價的問題還沒有解決，節能減排沒有商業前景，投資無效益，因此也直接影響金融機構投資。
“許多與能源相關的服務機構在尋求投資的時候，國內銀行根本不會貸款，因為他們不知道節能減排是什么樣的，連基本的風險評估都沒有。”李旸說。
認識催生改變
除了政府和企業，公眾的消費模式和觀念也需改變。“比如原來開SUV的，要改開小排量車；比如老百姓可以對消費品市場提要求，制造商也多會生產綠色產品。”世界自然基金會能源與氣候變化項目對外聯絡協調員蔡濤說。
蔡濤三年前加入世界自然基金會，由于公眾對全球變暖的大背景很陌生，當時他的宣傳只能從小處著手，“在社區宣傳，只說節能可以幫助你節約社會成本，減少生活壓力”。
這幾年來，隨著政府信息越來越公開，在氣候問題上向社會傳達更多積極地信號；加上企業的項目推進，公眾對氣候問題的認識度明顯上升。“我們也開始用全新方式向大家傳播這個并不新的信息。”蔡濤說。
反觀中國這些年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也取得了一些積極成效，譬如成立國家領導小組，在國家發改委下專門成立應對氣候變化司等；編制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
最新的一則消息是，河北保定在發展低碳經濟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績，為了反映中國采取的應對措施，眾多外國媒體正在組隊前往保定高新區采訪。
而讓外媒飽受質疑的還是許多污染信息數據是否“摻水”。2008年，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NRDC）與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聯手，評估了中國113個城市政府的污染源監管信息公開的情況。當時的評估結果表明，中國在環境信息公開方面所取得的進步超出了國際社會通常所了解的程度。但在專家看來，想要達到減排目標，還需進一步提高各級部門的主動性和執行力。
無論如何，能認識到危機的存在而催生的改變才是中國轉折的開始。“對中國來說，需要推動經濟從制造業向知識經濟轉型，進而增強政府透明度和法治進程。”江家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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