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節能減排和應對氣候變化的大趨勢下，如何評估水能開發的地位和作用，是亟待解答的問題。
“最近這半年來，我幾乎是逢會必講氣候變化。”在全國兩會召開之際，全國人大代表、人大財經委副主任汪恕誠告訴《科學時報》記者，“在這次全國人大會議上，我要大聲疾呼，為實現我國政府提出的‘到2020年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標，水電要抓緊上一批工程，再晚就來不及了。”
汪恕誠的這番話代表了許多水電人的心聲。“兩年了，一個大型水電站都沒有批，大家都很著急。”在接受《科學時報》記者采訪時，談及這一話題，中國科學院院士、水利水電專家陳祖煜也十分激動。
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環境保護和移民問題是導致近年來大型水電項目核準陷入停滯狀態的主要原因之一。現在，在節能減排和應對氣候變化的大趨勢下，究竟應當怎樣評估水能開發在我國低碳能源發展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水能開發與環境保護能否做到“魚與熊掌兼得”？在實現減排目標的壓力下，這些問題都亟待解答。
“加快發展水電十分必要”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爭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左右”，這是我國政府為應對氣候變化、實現節能減排目標而制定的一項國策。2月27日，國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司熊敏峰處長坦承：“從目前的情況來看，要實現這一目標任務非常艱巨。”
熊敏峰是在水庫大壩與環境保護論壇上作這一表示的。據他透露，在我國政府提出“15%”的目標以來，國內外多個部門和機構都進行了分析論證：在加快產業調整，提高能源效率的情況下，到2020年，我國的能源總量約為45億噸標準煤。據此，非化石能源要達到6.75億噸標準煤。如果按屆時風電裝機規模1.5億千瓦、太陽能發電2000萬千瓦、生物質發電3000萬千瓦、核電8000萬千瓦的情況估算的話，要確保15%的目標實現，水電裝機容量需要達到3億到3.5億千瓦(常規水電)，這就需要在原規劃2020年水電3億千瓦(含抽水蓄能3000多萬千瓦)的基礎上再提高。另外，如果考慮到能源消費總量的不確定性，水電應確保到3.3億到3.5億千瓦以上。
熊敏峰認為：“從以往規劃實施的實際情況來看，能源總量發展目標基本上都是提前實現的，因此加快發展水電十分必要。”
汪恕誠對此非常認同：“就按2020年水電裝機容量要達到3億千瓦來算，也只有10年時間了，一年就要投產1000萬千瓦，這是明擺著的。一個大的電站怎么也得建10年，中型電站怎么也得5到7年。再不加快水電建設，2020年時中國向全世界莊嚴承諾的15%的指標就完不成了。”他對此十分著急。
據專家預測，到2010年底，全國發電裝機容量在9.5億千瓦左右，其中火電7億千瓦，水電2.1億千瓦，核電1016萬千瓦，并網風電3000萬千瓦，清潔能源發電裝機占總裝機容量的比重有望達到26%，比2009年有所提高。其中，水電裝機容量約為22%。
環境保護部環境工程評估中心副總工程師陳凱麒認為，從現在的國家規劃來看，水能開發的前景是非常樂觀的：“國家《可再生能源發展“十一五”規劃》確定了2010年、2020年我國水電裝機容量將在2008年底基礎上分別增長30%和100%，未來十余年仍將是水電快速發展時期。”
“探索環境保護的新道路”
作為一名專注于研究水利工程對環境的影響的專家，陳凱麒認為，在全球變暖、氣候變化的大環境里，在大力提倡節能減排、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要求下，水能開發要在尊重環境的前提下有序進行，以適應新的挑戰，探索環境保護的新道路。
據他介紹，在水電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階段，一般關注的環境影響主要問題有：水文和泥沙情勢變化、水質變化、水生生態、陸生生態、移民安置、施工期環境影響、自然保護區、景觀、生態流量下泄措施和過魚措施等。近年來，水電迅猛發展，大小公司“跑馬圈水”、“未批先建”，對當地的環境造成了一定影響。無序的水電開發使天然江河渠道化，生境破碎，水環境問題突出，對水生生態和陸生生態產生了無可挽回的不利影響。水庫淹沒和移民安置不當，導致一系列社會問題和次生環境問題。
以烏江流域為例，經過幾十年開發，水電站已遍布干、支流各個河段。據統計，從上世紀70年代水電開發至今，烏江干流貴州段梯級首尾銜接建有9級電站，天然河段已基本渠化，烏江主要一、二級支流建有100座以上小水電站，也已開發殆盡。全方位的開發對烏江水環境和生態環境造成的不利影響十分突出，生態保護空間受到極大壓縮。
“在社會對能源有迫切需求，同時對環境質量改善也有強烈渴望的現在，開發與保護的博弈已到了‘十字路口’。”陳凱麒說。
陳凱麒建議，相關部門應著手進行制度上的創新，探索科學、適用的水電開發政策和環境管理手段，如對“土地入股”、“以電代薪”、“以大代小”等行之有效的政策，開展適用性、可行性研究，進行更科學的制度設計。對生物多樣性的評價開展研究，在水電環評制度環節更好地體現。探討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綠色水電”或“低影響水電”的認證制度和水電站經營許可證換發制度的可行性等。
“最大的問題是體制問題”
在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程曉陶看來，水庫大壩的建設，實質上是為了滿足人類發展日益增長的根本性需求而去構建一個自然界本身已無力提供的新的平衡。不過，水庫大壩建設在開發水能、增強對水資源的調配能力以及對洪水的調控能力的同時，也改變了天然河流的固有形態，打破了河流生態系統的固有平衡。水庫大壩的修建，使河流在更大程度上由天然系統演變為自然—社會—經濟的復合系統。這一復合巨系統在人與自然雙重力量的作用下，需要經過一個過渡過程，來重構新的平衡。
對于如何實現更高層次的平衡，程曉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思考后三峽時期所面臨的一些問題時發現，長江中下游生態環境的演變由來已久。長江兩岸的絕大多數10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原為通江湖泊，數量超過100多個。19世紀以來，隨著人口的成倍增長，人與水爭地的壓力越來越大。現在除了兩大淡水湖鄱陽湖和洞庭湖，其他通江湖泊幾乎全部被切斷了與長江的天然聯系。洞庭湖的面積19世紀初有6000平方公里，至1949年減少到4350平方公里，由于圍墾與淤積，1995年又減少到2625平方公里。
通江湖泊銳減及湖泊面積的萎縮帶來一系列問題。如洄游和半洄游魚類失去索餌場、繁殖場、育肥場，成為長江魚類資源和大多數湖泊魚類多樣性顯著降低的重要因素；湖泊與江河交流水量減少，湖泊缺少漲落區，濕地面積和質量大大下降，淺灘等多種類型濕地喪失，原有的生態系統遭受破壞，生境單一化，使得濕地對污染物的生物降解能力下降，易于形成富營養化等等。
針對這些問題，程曉陶想到，如果在長江中游恢復一些通江湖泊，增強對長江洪水的吞吐能力，也就意味著增強了對風險的承受能力，為化解發電與防洪、航運、水產、環保等方面的矛盾創造了條件。采用這種生態修復型模式解決問題，在三峽建成前是不可想象的，因為大洪水期間的異常高水位將帶來災難性的后果。現在有了三峽工程的調控，這一風險已經有所降低。
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副秘書長張博庭也認為，必須要用創新的思路來解決水電工程所帶來的環境問題。不過，他的建議是，可以嘗試在長江下游的一些地區，實施大規模的圍湖造田，安置上游建水庫的移民。
汪恕誠告訴《科學時報》記者，水能開發確實帶來了移民和流域生態問題，不過這些問題很大程度上是社會管理問題。他認為，通過深化體制改革，加強科學管理，運用合理的行政、政策、技術、資金等手段，這些問題都可以得到比較好的解決。“在所有問題中，比較大的是體制上存在的問題。”汪恕誠說。(計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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