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宏觀調控就面臨三種典型的“兩難”悖論：加息與阻止熱錢不能兩全；壓縮固定資產投資與減少貿易順差不能兩全；加大“兩高”行業成本與控制通貨膨脹不能兩全——結果自然是“按下葫蘆浮起瓢”，宏觀調控也不得不投鼠忌器。
回顧本輪宏觀調控的軌跡，政府頻頻出拳，不僅用盡加息、人民幣升值、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增發央行票據、調整出口退稅政策等“十八般武藝”，而且將祭出上調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調整利息稅、發行特別國債等“如來神掌”，但已出臺政策的調控效果不盡如人意，將出臺政策的效果還有待觀察。
可以肯定的是，面對當下“低燒”運行的宏觀經濟存在的諸般癥結，宏觀調控正面臨種種前所未有的“兩難”處境。
從微觀調控說起
自2003年以來，國家相繼對鋼鐵、電解鋁、水泥等“兩高”(高耗能、高污染)行業出臺制止盲目投資的調控政策，并制定產業發展政策，當時調控的主要目標是防止潛在產能過剩、提高產業集中度。
但事與愿違，如今各行業的產能規模早已遠遠超出當初的“規劃”水平，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在經歷大幅下滑之后卷頭重來，同時產業集中度也不升反降。
以鋼鐵行業為例。2003年，有關部門預計，到2005年底，我國將形成3.3億噸的鋼鐵生產能力，并“大大超過市場預期需求”。為此，國家和各地“原則上不再批準新建鋼鐵聯合企業和獨立煉鐵廠、煉鋼廠項目”。
出乎意料的是，2005年底，我國已形成煉鋼能力4.7億噸，此外還有在建能力0.7億噸、擬建能力0.8億噸，合計產能遠遠超過當初的預計水平，并且也沒有出現嚴重而持久的供大于求現象。同時，由于主要大型國有鋼鐵企業都被束縛住擴張的翅膀，而小鋼廠在市場需求拉動下異軍突起，最終產業集中度不升反降，前十大鋼鐵企業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比例由2004年的34.7%一路下滑至2006年的29.4%。
過去微觀行業調控的經歷正是當前宏觀經濟調控的前車之鑒。事實上，宏觀調控正越來越多地面臨一些“兩難”悖論，正像鋼鐵行業調控一樣，本來希望控制產量，最終不僅“竹籃打水一場空”，反而降低了產業集中度。
按下葫蘆浮起瓢
以往中國經濟周期往往高開于市場自發的擴張行為，而低落于政府被迫的調控措施。但在當前這個超長的經濟周期，宏觀調控卻似乎屢試不靈。
6月13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當前經濟運行中存在的突出問題主要是工業增長偏快、外貿順差過大、投資增速繼續在高位運行、流動性過剩問題依然突出、價格上漲壓力加大、節能減排形勢嚴峻。
這些問題并非“一日之寒”，然而落到高層會議不得不關注的地步，顯然說明近期宏觀調控的效果并不理想。兩次加息、五次提高準備金率，仍然難抑流動性過剩局面；人民幣加速升值、三次調整進出口稅率及出口退稅率，依然難改貿易順差飆升的勢頭。
更為嚴重的是，由于面臨種種掣肘，宏觀調控可操作的余地越來越小。當前，宏觀調控就面臨三種典型的“兩難”悖論：加息與阻止熱錢不能兩全；壓縮固定資產投資與減少貿易順差不能兩全；加大“兩高”行業成本與控制通貨膨脹不能兩全——結果自然是“按下葫蘆浮起瓢”，宏觀調控也不得不投鼠忌器。
先看加息。在貨幣政策獨立、匯率穩定和資本自由流動三者不可兼得的“蒙代爾三角”面前，公開市場操作、再貼現、法定準備金率三大貨幣政策工具表現得軟弱無力，利率成為央行最后一根稻草。然而，加息雖然可以抑止流動性過剩，但隨著反過來利差擴大招致的海外熱錢可能將加息的成果化為灰燼。
再看壓縮固定資產投資。這曾經是中國政府抑止經濟過熱的法寶，但在目前外貿順差屢創新高的情況下也難以為繼。經濟學中有一個“儲蓄-投資＝經常項目順差”的宏觀經濟恒等式，可以理解為儲蓄不變的情況下，投資和經常項目順差，按下任何一個葫蘆都會浮起瓢。于是，一旦壓縮固定資產投資，經常項目尤其是貿易順差將會迅速增長，導致外匯占款的源源流入和流動性泛濫，并在貸款投放沖動下為固定資產投資膨脹提供“奶水”。
最后來看節能減排。節能減排必須控制“兩高”行業固定資產投資高增長的勢頭。而在“兩高”行業利潤高增長的情況下，必須加大行業運行成本如加快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健全排污收費制度、出臺燃油稅才能真正發揮作用。
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兩高”行業增加的部分成本會轉嫁到價格上，并導致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上漲，最終“火上澆油”式地傳導到本已處于高位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上，形成新增通貨膨脹壓力。
未來調控走向何方
在“兩難”困境中，未來宏觀調控將何去何從？
分析人士認為，治理中國經濟的內外結構失衡問題并非一日之功，宏觀調控必須著眼全局，保證經濟的可持續增長，而不是扮演目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消防隊員角色。
首先，煤、電、油、運、房地產等非貿易品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不僅不應該壓縮，反而應該提高。
在加入WTO后國際市場需求打開、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情況下，眼下這輪經濟增長周期之長可能會超出預期。如果未來經濟增長進一步加快，固定資產投資規模迅速增長，經濟增長仍然可能像2003年一樣遇到這些非貿易品部門的瓶頸制約。
其次，適當加快人民幣升值步伐。人民幣升值已經不是一個問題，升值多少才是問題。加速人民幣升值可以減緩貿易順差快速增長勢頭，并促進國內出口部門的結構調整和升級，從長遠來看有利于中國經濟增長。
最后，容忍一定的通貨膨脹，特別是PPI的上漲。作為一個出口大國，中國工業制成品價格的上漲可以傳導到其他國家，并促使西方國家上調利率，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流動性泛濫和貿易順差快速增長。2004年上半年，經濟過熱時CPI、PPI高位上行，而貿易出現逆差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記者 高建鋒 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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