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4月末，我國外匯儲備已增至1.76萬億美元。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余永定指出，這個數字超過了世界主要7大工業國(包括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意大利，簡稱G7)的總和。
外匯儲備增長原因眾多
央行行長周小川5月30日在出席“增長與發展委員會增長報告發布會”后表示，我國外匯儲備增長有很多原因，只看貿易順差與FDI(國際直接投資)并不全面，不能只看外儲增長與FDI和順差間差額，就認為外儲異常增長。
中國人民銀行此前發布的《2008年第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認為，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主要是因為國內經濟基本面總體較好，貿易順差規模較大，外商直接投資持續流入。此外，次貸風波持續發展，國際金融市場動蕩，中國可能成為國際資金的“避風港”，結果推動了外匯儲備的增長。
總體來看，我國的外匯流入是在我國實現經常項目完全可兌換和資本項目部分可兌換條件下，通過合法合規渠道流入的資金，是企業和個人在人民幣升值預期下做出的符合自身利益選擇的結果。
對于外匯儲備大幅增長，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認為，我國外匯儲備不全是美元，非美元外幣資產隨著美元的貶值計價上升，增值部分估計為500億元左右；外匯儲備增長也與企業境外上市、境外投資收益增長有關。此外，外匯儲備中相當一部分美國債券隨著債券價格上揚，收益增加。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經濟局局長李連仲指出，隨著美國次貸危機的進一步發展，大量國際熱錢流向中國，是外匯儲備增加的一個原因。
中國人民銀行反洗錢局局長唐旭則認為，外資流入中國主要是看好中國的經濟增長前景，投機性熱錢并非中國外匯儲備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他表示，目前中國的外匯管理還是相當有效的。
高額外匯儲備利弊共存
“保持足夠規模的外匯儲備對我們這樣一個走向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大國是必要的。”中國社科院財貿所所長裴長洪說，無論是增強國際支付能力，還是應對國際資本流動的不確定性、開展海外投資等都需要外匯，同時足夠的外匯儲備也是人民幣國際信譽的重要基礎。
北京大學教授蕭灼基認為，“一定規模的外匯儲備，對于增強國家宏觀調控能力，防范國際經濟金融風險具有重要意義。”中國外匯儲備充足，對外匯市場的干預能力大大增強，對穩定人民幣匯率乃至穩定整個宏觀金融環境和經濟秩序，都起到積極的作用。
此外，外匯儲備還是“貨幣自由兌換的物質基礎”。首都經貿大學教授謝太峰認為，國內和國際經驗都表明，一國所持有的儲備資產的多少與該國貨幣的兌換性和國際化程度密切相關，它是貨幣自由兌換的物質基礎。目前中國外匯儲備充足，實力雄厚，已經為推進資本項目開放、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增強了國際國內對人民幣的信心，使人民幣向“硬通貨”日益靠近。
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所所長李曉西說，外匯儲備規模特別高，對我國外匯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的靈活性有很大的抑制作用。對此，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也表示，外匯儲備不斷累積，由此產生的外匯占款成為貨幣供應的主要來源之一，央行不得不采取沖銷政策回收市場上過多的貨幣，這使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大打折扣。
同時，一國外匯儲備越多，本幣升值的壓力就越大。
經濟學家梅新育認為，巨額外匯儲備導致我國在相當程度上喪失了貨幣政策操作的主導權，同時加大了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
此外，高額外匯儲備也提高了外匯儲備成本，增大了儲備風險。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院長張禮卿指出，持有巨額儲備必須承擔資金不能投向其他更有效益方面的機會成本、為回籠外匯占款而發行央行票據的沖銷成本、潛在的通貨膨脹風險以及持有美元資產的貶值風險。
多重戰略平衡國際收支
面對不斷增長的外匯儲備，專家們認為，如何配置、運用儲備資產，實現多重戰略目標，提高儲備資產收益水平，已成為當務之急。
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林毅夫表示，中國外資、外貿政策應該進行調整，重新定位。過去的外資政策雖對我國經濟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但外資也從我國的優惠政策中獲得了巨大利益。林毅夫認為，現在資金已經不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瓶頸，因此，外資政策應該改為以吸引國內所沒有、對中國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高新技術為主要目的。
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副所長趙錫軍教授則提出，要逐步降低高額貿易盈余，同時不斷優化貿易收支結構。在出口方面，對一部分低附加值的簡單加工品征收出口關稅，并降低出口退稅，從價格信號上影響出口商品結構；同時，限制高污染、高能耗產品的出口，并為自主創新能力創造更多的優惠條件，從產業政策上引導出口產品結構的優化。
對于外匯儲備的保值增值，哈繼銘認為，貴金屬是重要的保值手段。對于外匯儲備的管理應遵循“流動性”與“保值性”兩大原則，在美元下跌的同時，黃金反而面臨著長期走強的趨勢，在目前是最好的選擇。這一方面是保值增值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未來人民幣國際化和成為主要國際貨幣的需要。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建議：“要有獨立的專設機構，通過發行本幣債券，向央行收購外匯儲備并進行積極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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