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打工回來與子女團聚。
在調查間隙感受山村里的雪景。
村里像這樣的老式木屋已經不多了。
每天的廣州火車站、汽車站，都在高負荷地運載大量農民工回鄉，而這個浩大的工程今年來得特別早。“四川返鄉農民工突破百萬，災區面臨就業困境”，這樣的報道在春節前不時見諸報端。
春節來臨前的一個月，掛靠在華中科技大學社會系的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一支調查隊伍深入到貴州、湖南等地的農村。這支調查隊由賀雪峰教授帶隊，一行15人，駐扎農村半個月，記錄了返鄉農民工目前的生活狀態。
農民返鄉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究竟有多深？回鄉后他們做些什么？當地政府提供了怎樣的政策支持？來年他們的生活和前途又將如何？
“事情可能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悲觀。”賀雪峰說。
賀教授帶隊的這次調查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真實的“民工返鄉”后的農村。
事情可能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悲觀。中國特殊的城鄉二元結構，包括中國特殊的土地制度，使中國具有與西方國家及其他任何國家都完全不同的應對危機的機制與能力。
貴州，湄潭縣，某村。
李家院子里，一個滿臉稚氣、20出頭、穿著時髦的小媳婦，一邊哄著懷里的孩子，一邊不斷翹首張望，聽到外面有點響動就出來探探。
小媳婦打工時認識現在的丈夫，李家院子未來的主人，兩人很快回家辦了酒席，生了孩子。因為廠里不景氣，夫妻倆在春節來臨前，早早卷起鋪蓋回了家。
小媳婦雖然跟丈夫回了家，卻一天也沒有停止過自己的“打工夢”。小媳婦的丈夫從城里回來后，就跟著父親在縣里做電工，“學個一技之長，將來也不會沒飯吃”，而習慣了城市生活的她，打心底認為婚姻阻斷了她由來已久的夢，她也不止一次提出離婚。
春節的臨近，村里在外打工的年輕人陸陸續續回來了。平時不大跟長輩、鄰里交往的小媳婦，對誰家有打工返鄉的消息卻特別靈，一有空就“奔”過去湊熱鬧了。
李家是村里的大戶，到這輩卻是單傳，兩公婆決心要把兒子留在身邊，所以對小媳婦也百般順從，萬般討好，“不然她早就走人了”。然而，小媳婦的心如磐石，“一定要出去打工”。
此時此刻，同村的小嫂子阿英卻心情迥異。
當年在廣東打工時，阿英的“日子過得很瀟灑”：經常變換工作，有錢就花，還“耍”過不少男朋友。已經是兩個孩子她媽的阿英，今年34歲，去年回家后，她與老實巴交的丈夫兩人，安心種起了一畝五分田。說起打工，她心里已泛不起半點漣漪。“一方面，這個年齡也找不到合適的工作了，小女孩、小伙子比較好找；另一方面家里也需要照顧，有老人和小孩，而且在農村比較自在，想做的時候就做，想趕場(趕集)的時候就去趕場”，她長嘆一口氣，“我已經經不起折騰了”。
這是發生在2009年新年前，貴州農村最為常見的一幕，同時也是發生在廣大中國農村，返鄉農民工較為普遍的場景。
1月13日晚，從貴州返回武漢的火車上，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調查小組仍在繾綣思索，帶隊的教授賀雪峰長長舒了一口氣，“農民工返鄉”的情況，比“我們調查小組之前預想的有些不同”。他們一行15人的調查隊伍，駐扎貴州、湖南農村半個月——他所在的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對這次的調查煞費心思。
大量農民工提前返鄉
記者：調查小組所到的農村是什么樣的狀況？
賀雪峰：2009年元旦后不久，我們到了貴州湄潭縣聚合村，進行了半個月的駐村調查。
聚合村是一個典型的漢族村莊，全村共有4400人，人均約一畝耕地，是取消農業稅后，由之前三個行政村合并而成。我們剛到村莊時，全村已有200多農民工返鄉。在我們調查的半個月時間里，每天都有10～20個農民工返鄉，到我們離開聚合村時，全村2000個外出務工村民中，已有600人返回村中，而在往年，春節前的半個月才是農民工開始返鄉的時間。
聚合村大量農民工返鄉與金融危機有關。幾乎每個被訪談的村民都會與我們談起金融危機，并事事與金融危機聯系起來。從訪談返鄉農民工情況得知，聚合村提前返鄉的農民工，大體有三種類型：一是工廠倒閉，春節臨近，農民工不再新找工作，而是先回家鄉過完春節，再作打算；二是工廠訂貨不足，開工不滿，之前需要加班生產以供出口的季節，現在變成淡季，農民工因為沒有加班，報酬不高，不如請假回鄉過個好春節，工廠也樂意農民工請假；三是到山西挖煤的農民工，因為山西煤窯秩序整理而停礦數月，他們正在等待煤窯重新開放。
記者：現在最為擔心的是大量農民工返鄉后無法就業，形成社會上不穩定因素，您怎么看？
賀雪峰：從目前的情況看，金融危機遠未見底，2009年經濟形勢不容樂觀，隨著更加多工廠的倒閉與開工不足，可能有更多農民工失業，而不得不返鄉。聚合村有2000個村民在外務工，村支書憂心忡忡地說，如果大量農民工返鄉，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就沒有了。更嚴重的是，長期外出務工的農民很難適應農村的環境，他們在外務工形成了高消費的習慣，回到村莊，收入來源沒有了，而消費習慣卻難以改變，一旦打工積蓄的那點錢花完，他們就可能偷盜搶劫。那個時候，農村的社會治安與秩序可能更加嚴重。
與聚合村支書擔憂相似的是，很多專家學者擔心，金融危機導致就業機會減少，大量農民工找不到工作，又不愿意返鄉，他們守在城市卻又無業，就可能帶來社會治安與秩序問題。
也就是說，金融危機導致就業減少，不僅可能帶來農村經濟社會方面的問題，而且可能帶來城市社會問題。
正因為如此，中國經濟學家計算，中國在2009年最低必須要保持8%的經濟增長率，不然中國的就業不足就可能帶來一場災難。也因此，國家一方面擴大投資，一方面鼓勵內需。甚至有意見說，現在愛國的最主要表現就是增加消費，多花錢。
記者：農民返鄉后，他們靠什么生活？
賀雪峰：最近幾年，中國農村取消農業稅的改革和新農村建設的成果(尤其是農村基礎設施的普遍改善)，使返鄉農民發現，家鄉的生活也還不錯，較之前想象的落后其實不同。而按戶所有按人均分的土地制度，又使每一個回來的人都至少能夠通過從土里“抱食”來解決溫飽問題。有了土地，就有了安全感，有了歸屬，有了生存下去的最低底線。
所以，事情可能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悲觀。要理解金融危機對就業的影響，我們還必須在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背景下討論金融危機影響農民工就業的機制，我們必須討論農民工返鄉的邏輯。
中國特殊的城鄉二元結構，包括中國特殊的土地制度，使中國具有與西方國家及其他任何國家都完全不同的應對危機的機制與能力。
記者：農民工的返鄉，對農村建設、內需拉動有什么作用？
賀雪峰：有經濟學家說，中國只有通過拉動內需，保持8%以上的經濟增長率，才能達到最底線的就業，從而保持社會穩定。顯然，這些經濟學家并不了解經濟增長與就業之間的中國特色的機制，更不理解農民工返鄉的邏輯，而是坐在家里想當然。
與拉動內需保增長的結論相反，我們在農村調查看到及擔憂的是，若農民將多年外出務工經商賺的錢用于消費，而非生產性投資，則這些以青春為代價賺取收入的農民，在花光自己的積蓄以后，卻并無再獲得收入的能力，他們后面的人生日子將會極其難過，因為他們年齡大了，不再有外出務工賺錢的能力。刺激農民消費的意見是錯誤的。鼓動農民消費，說愛國主義就是消費的觀點，是荒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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