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經濟發展 > 國際經濟

2011年06月10日10:13 | 中國發展門戶網 www.chinagate.cn | 給編輯寫信 字號：T|T

較“高薪養廉”而言，“高薪養賢”的說法更加貼切。新加坡政府制訂此項政策的初衷其實不是“廉”，而是希望用高薪招攬更多的優秀人才。在新加坡，公民反貪腐的意識非常強，任何人都可能是告密者，包括自己的朋友、同事以及生意伙伴，甚至自己最親近的人。

新加坡貪污調查局成立于1952年，是新加坡打擊和防止貪污賄賂行為的最高機關，獨立設置，直屬總理公署。局長由總理直接任命，只對總理負責，不受其他任何人的指揮和管轄。

●反腐敗宣傳要符合現實。宣傳與現實脫節就會降低宣傳的可信度，這樣就很難構筑起所謂的“廉政文化”。

●較“高薪養廉”而言，“高薪養賢”的說法更加貼切。新加坡政府制訂此項政策的初衷其實不是“廉”，而是希望用高薪招攬更多的優秀人才。

●在新加坡，公民反貪腐的意識非常強，任何人都可能是告密者，包括自己的朋友、同事以及生意伙伴，甚至自己最親近的人。

●生活中，我們很少送幾千元錢給別人，但是發現送小錢有用，辦大事的時候就要送大錢。如此下去，貪腐之風將難以遏止。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一黨長期執政、華人占八成、屬于儒家文化圈。與其他國家相比，新加坡的情況看起來與中國大陸最接近。于是，新加坡的政治、社會管理的經驗成為國內學習的重要對象。

去年，廣東省委副書記、紀委書記朱明國率廣東監察學會代表團赴新加坡考察廉政經驗，回國后發表了署名文章《新加坡為什么能做到廉潔高效》闡述了他的思考。廣東省紀委將考察報告提出的思考和改革任務分解為25項，由22個省直部門落實實施，并明確了牽頭單位和協助單位。

不僅官員關注新加坡的廉潔高效，廣東學者也在研究新加坡治貪經驗。深圳大學政治學教授呂元禮，就專門著書一本梳理新加坡治貪的秘訣，近日該書《新加坡治貪為什么能？》在各大書店上架，受到市民熱捧。

針對國內一些“主要精力要去‘打老虎’”的論調，呂元禮說新加坡的經驗是，小貪即懲，他們才不會成大貪。

公務員不能收半點禮

朋友之間的迎來送往在新加坡也是正常的，但對公職人員來講，這些是不可以的。

記者：廣東省紀委書記曾親赴新加坡考察治貪經驗，回國后總結了五點經驗，并將改革任務分解給各部門制定細則。

呂元禮：這幾年，我也關注廣東的反腐工作。反腐力度很大，而且非常注重剝離權力、監督權力，這是非常正確的方向。另外，廣東的成功就在于他堅持向國(境)外學習先進的反腐經驗。其實，選擇新加坡這個典型是很有意義的。

截至2010年，新加坡連續16年進入國際透明度組織的廉潔排行榜前10名。2010年度該組織的報告稱新加坡與丹麥、新西蘭并列世界最廉潔的國家。

記者：新加坡的廉政經驗對于中國有特殊的意義。首先在于他是華人占主體的國家。曾幾何時，有人將東方文化、華人文化與貪腐結合起來，認為腐敗可能是華人文化的基因，但新加坡的經驗粉碎了這個說法。

呂元禮：的確是這樣?！?007年馬來西亞人透明理解研究”報告中曾顯示賄賂已成為華人社會的文化，甚至稱賄賂是華裔種族的天性。這句話未免有點武斷，但貪污作為華人社會的一種亞文化，卻不可否認。

記者：提起華人，我們會強調酒桌文化，認為酒桌可以聯系感情，而有了感情就能營造某種關系網，但這恰恰是腐敗的源頭之一。新加坡人講酒桌文化嗎？不搞禮尚往來嗎？

呂元禮：講究禮尚往來。朋友之間的迎來送往在新加坡也是正常的。但對于公職人員來講，這些是不可以的，他們不能收半點禮。說到酒桌文化，我覺得新加坡這方面并不突出，朋友之間聚會，飲食也不太講究排場，比較簡單。

記者：另一個特殊意義在于儒家文化。我知道新加坡的一些高級官員在推廣儒家文化。您認為儒家文化對于新加坡構筑廉政文化有哪些幫助？

呂元禮：儒家文化“仁、義、禮、智、信”、“禮、義、廉、恥”對新加坡構筑廉政文化有幫助。但由于年輕人對儒家經典不是很了解，在這種情況下，靠什么來維持這種廉政文化呢？

一是新加坡有發達的宗教文化，在宗教的教義中，貪腐也是惡；二是社會道德和公民道德的培養。另外，儒家的“面子”對于預防腐敗還是有幫助的，大家自己不想、也不想家人身敗名裂。

其實，任何社會都要營造積極的、廉潔、透明的文化，這是絕對必要的。但問題的關鍵在于現實生活中，這些宣傳的東西有多少是符合現實的。如果宣傳時，拼命告訴我們要廉潔，不廉潔就可能坐牢。可到了現實，我們發現很多人大肆貪腐卻沒有坐牢。宣傳與現實脫節就會降低宣傳的可信度，這樣就很難構筑起所謂的“廉政文化”。

只學高薪不能養廉

能做到高薪養廉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制度不配套，高薪也不一定能養廉。

記者：可能國內提到新加坡的反腐經驗，第一個就會想到“高薪養廉”，也就是給公職人員配以高薪，讓其沒有貪的必要。

呂元禮：其實，“高薪養賢”的說法會更加貼切。新加坡政府制訂此項政策的初衷其實不是“廉”，而是希望根據市場通行的做法，用高薪招攬更多的優秀人才。因為，政府給高級公務人員開出的薪水如果過低，可能就難以將這些優秀的人才從高薪厚祿的私企領導位置上挖過來。

新加坡認為，有資格成長為部長或高級公務員的人，應該屬于那些有能力登上私人企業界頂峰的人。因此，部長和高級公務員的收入應該與本地私人企業界的頂尖專業人才工資相若。

2000年，時任新加坡總理的吳作棟曾對國會說，應該以政府的貢獻衡量部長的薪金，而不是將部長薪金與一般員工掛鉤。結果，經過調整，部長們一年的薪金總額超過1000萬元人民幣。

記者：部長拿高薪，那普通的公務員呢？

呂元禮：普通公務員的工資并不高，和國內的水平相當。差不多是當地私人企業工作人員工資的 80%—90%。

記者：新加坡的高工資還是讓人感慨，這是我們國內難以企及的。

呂元禮：國情不同。這些高級公務員拿著高工資，但是他們看病、購物、私人應酬都要自己花錢。李顯龍如果得了重病，照樣要自己掏錢看病。

記者：您認為高薪養廉適用于中國嗎？

呂元禮：能做到高薪養廉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制度不配套，高薪也不一定能養廉。防腐敗的問題關鍵是要確保官員不敢貪。

新加坡貪污調查局是國家強力部門

返回頂部文章來源： 濟南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