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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人情拼關系,“都市人”是否還適應?
一些人回到小城市工作,卻發現自己并不適應,因為在一個熟人社會,做事更要講關系、論人情,發展或許更難,價值觀的沖突或許更大
前幾天,張超離開湖南老家,又回到了廣州,多少帶著一些失望。想當初,他離開廣州回家鄉時充滿激情,但這么快“逃回”廣州,出乎所有人意料。
最初,張超在廣州一家廣告公司做策劃,主管房地產銷售策劃,他的夢想就是在廣州買房,將父母接到廣州。但現實是殘酷的,廣州的房價一個勁往上躥,就憑他每個月不到5000元的工資,是沒法買房的。經過幾年的打拼,他累了,想到了回家。
“當時考慮,如果能夠回鄉創業,也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張超說,正巧有朋友介紹在湖南的一個地產項目招聘銷售團隊,他想這是一個機會,可以將業務上有來往的好友組織起來,組成銷售團隊與公司簽下代理合同。此后,張超開始了艱難的創業。
都說房地產開發很“暴利”,但對于承銷房地產項目的銷售團隊來說,卻是另外一番光景。張超說,銷售團隊原則上說是回家鄉常德落腳,但實際上總在湖南全省以及外省“流竄”,他們的銷售團隊力量不是很強,無法與大的開發商、大的樓盤及商業地產接洽,實際就是在一些市縣承銷小的地產項目。
“在廣州給客戶服務的時候,主要是談文案,很‘文氣’。但回到內地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文案寫得怎么樣不重要,銷售創意也不重要,只要能簽下業務就是‘英雄’。”張超說。
更難的在于回款。完成銷售業績后,按照合同,對方應該將屬于他們的款項及時付來——這在市場經濟意識很濃的廣州來說,根本不是什么問題。但到了內地,“回款”就成了千難萬難的事情,對方會千方百計扣除各種費用,拖欠回款更是家常便飯,張超承銷的好幾個項目回款至今沒有著落。時間一長,這很影響團隊的情緒。隨著幾個骨干成員的離開,銷售團隊不得不散伙。
帶著失敗痛苦,張超權衡再三還是決定回到廣州。按他的想法,在大城市繼續打拼幾年,今后即使要創業,也會選廣州及其周邊等市場經濟較成熟的地區。“回內地創業,太辛苦。”張超說。
去年,趙文從北京回到了山東泰安,跟著自己的叔叔做體育用品生產銷售,深刻體驗到在中小城市做事有多么不容易。
為上一個新項目,他去當地政府部門辦手續,折騰了半個月也沒動靜。最后還是在叔叔帶領下,通過朋友找到相關部門的負責人,請客、吃飯、送禮、說好話,兩天就搞定了。
“我不是不知道在小城市做事要講關系,但不經歷一次,還真難以體會。”趙文說,“以前叔叔總說我需要學的還多著呢,我不服氣,現在算明白了。如果說大城市人們還有時間、精力用在做事上,在中小城市則要耗費很大一部分心力在處理人際關系上。”
專家認為,大城市往往更加開放、相對公平,而二、三線城市往往更講等級關系、人情關系。一些人到了小縣城工作,卻發現自己并不適應當地的人際交往模式,因為在一個熟人社會,做事更要講關系、論人情,發展或許更難。
大城市與小城市,到底選擇哪兒?
人們應該慎重選擇發展的地方。大城市和小城市各有優點、缺點,只有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才能生活得更幸福
到底在大城市發展,還是到小城市謀生?
或許,這個問題永遠沒有標準答案,人們只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在一線城市工作過的人,雖然面臨著買房壓力、戶口歧視等,但二、三線城市也絕非世外桃源,不少人無法適應城市間的巨大落差。如何選擇,人們應該考慮自己的能力、性格、家庭等多方面的因素,慎重做出決定。畢竟,大城市和小城市各有各的優缺點,只有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才能生活得更幸福。
夏玲從江西南昌一所大學畢業后,2006年托朋友在上海找了一會計工作。一年之后,夏玲很不適應,房子太貴、交通太難。后來夏玲回到老家,生活雖然安逸了,卻遇到很多想象不到的苦惱。
在人們眼里,夏玲從上海回來,一定是能力不行,或者有啥情況,這讓她找個對象都很難。“我還是要回北上廣。”夏玲說,后來她又南下廣州,不僅找了一份工作,也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實際上,無論“逃離北上廣”還是“逃回北上廣”,目前都沒有準確的數據統計,難以說明這些現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為一種趨勢。但之所以能引起社會強烈關注,主要反映了人們普遍存在的一種心理狀態,公眾試圖找到一個表達生存壓力的話題。
當然,即便“逃回北上廣”,現實問題依然存在,房價依然很高、生活成本依然很大。為了不讓年輕人再次因為這些現實問題而糾結,大城市應該積極解決他們的安居問題,完善社會服務體系。生活有了保障,人們的發展才能有奔頭。
專家表示,大城市畢竟容納能力有限,二、三線城市對人才的需求更多,政府應當更加重視營造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多為中低層社會成員創造向上流動的機會,為年輕人搭建更大的就業、創業舞臺。這不僅是改善民生最直接的體現,更是為地方發展注入活力的必要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