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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陳瑩瑩
實習記者 毛萬熙
多位專家17日在出席中國開放新階段高峰論壇時表示,我國在經濟結構調整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應堅持市場化道路,加快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改革,同時,多渠道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降低儲蓄率,提高消費率。
多管齊下加快經濟結構調整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前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認為,經濟結構調整是中國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法寶”。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績,但也出現了收入分配不均、環境惡化等問題。沒有持續的結構變遷,就沒有技術的不斷創新、產業的不斷升級、軟硬基礎設置結構的不斷變革,就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林毅夫認為,與“休克”療法等發展模式對比,中國的“雙軌制”很成功。其中,“雙軌制”既補貼原來優先發展但缺乏實力的企業,又開放原來抑制的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力的產業部門,允許外資、民資進入,使經濟取得快速發展。但是“雙軌制”保護了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壓低了資源價格,產生了很多壟斷部門。
林毅夫不贊成政府在調整經濟結構中消極無為,政府不發揮積極作用就是自廢“武功”,永遠不可能趕超發達國家。他建議政府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深化改革,完成“雙軌制”向市場單軌過度,取消對符合比較優勢的國有企業的補貼,允許民資進入壟斷領域;發展給農戶、中小企業提高金融服務的中小金融機構,提高資源費率到合理水平;支持基礎科研,鼓勵創新,建立專利與知識產權保護,采購創新產品,支持新興產業。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部長隆國強認為,在全球化背景下,經濟結構升級的內涵跟過去相比,已發生深刻變化。日韓崛起時,經濟結構升級是產業間的升級,而現在更多是生產價值鏈間的升級,應將目光放到生產價值鏈間的升級上。
隆國強提醒,雖然中國在調整產業結構上取得了階段性成就,但是結構升級是永無止境的過程,是包括追趕型國家、頂尖國家在內的所有國家都要面臨的任務,中國絕不能自滿。未來,中國作為后起國家,要利用好外部市場。供給結構是需求結構決定的,如果后起國家只面向國內市場,那么落后的消費結構將產生落后的供給結構。利用好外部市場是加快結構升級的一個要點。
改革收入分配體制刻不容緩
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改革是調整經濟結構的重要一極。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經濟系主任白重恩認為,要調整經濟結構,改革收入分配體制刻不容緩。
白重恩認為,2008年以來的高投資率是反常的,投資回報率從1993年的15.7%下降到2010年的5.1%,今后不宜繼續增加投資率。盡管中國的人均資本占有量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投資還有很大空間,但提高投資率不能帶來持續增長。投資需要穩步增長的全要素生產率一起穩步進行,改善投資效率。
為了保證投資率不增加,白重恩認為,需要降低高儲蓄率。儲蓄率高的原因并非是通常認為的居民部門儲蓄率過高,而是政府儲蓄和企業儲蓄增長較快。因勞動者報酬占比下降過快,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占比大幅下降,政府和企業部門可支配收入增加較多。
白重恩指出,要提高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占比,一要增加勞動收入,如大力發展服務業、減少壟斷、降低稅賦、進一步對外開放;二要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如拓寬居民投資渠道、提高存款利息;三要加強社會保障、做好再分配,如用國企分紅支持社保、降低社保繳費率。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通過研究發現,中國經濟結構已經開始改善,出現了再平衡的端倪。一是貿易順差在迅速縮減,從2008年占GDP的8.8%降到2011年的2.7%;二是重新計算的居民消費率從2007年開始改善,已從2007年的35%上升到2011年的39%。
李稻葵認為,消費率出現U型回升、結構改善的核心動力是農村剩余勞動力正在迅速減少,引起工資不斷提高,勞動收入占GDP比重回升,進一步推動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上升。所以說,結構改善的主要動力來自于市場機制,而非任何短期或刺激性政策的驅動。中國經濟結構調整應堅持市場化道路,讓市場機制更好地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