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愿望是能找一份月收入1000多元的工作”
當許多地方的經濟保持高速增長時，居住在西部地區的人卻依然難以感受到經濟增長給他們帶來的實惠。尤其是這里的農民工、未就業大學生、下崗職工等在收入分配中處于弱勢的群體，
辛苦一年，收入不足以維持溫飽，更談不上基本的社會保障。
在銀川市一家建筑工地，記者遇到了老楊師傅。這位來自寧夏西海固地區的農民工說，自己每天在工地上工作13個小時，收入28元。除去飯錢，辛苦半年能為家里積攢3000多元，這是支撐他全家人生活的主要經濟來源。
“俺家7口人，上面有一個老父親，下面有4個娃，其中兩個十來歲的女娃現在已輟學回家。”老楊說，每逢夏季，孩子們都會到鄰近縣城的脫水蔬菜廠去洗菜，掙個千兒八百的，加上自個兒外出打工掙到的錢，生活勉強能維持下去。
事實上，近年來，西部地區各級政府每年都會組織大規模的勞務輸出，除像老楊這樣40多歲的人以外，更多的是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年輕人。他們大都在企業的流水線上工作，每月工資七八百元，但伙食費得自己負擔。
畢業于寧夏某高校旅游專業的小李，大專畢業已經4年了，至今還沒有找到一份固定工作。他最初在銀川一家酒店找了份工作，每月工資800元，吃住自理，酒店不給他買任何保險。由于家里不寬裕，他每月要從工資中拿出大部分接濟父母。
今年，小李所在的酒店承包給了私人老板，他本來就不高的工資又有了明顯下降。辛苦1個月，每月還拿不到500元，小李只好主動辭職。在朋友的幫助下，他干上了報紙發行工作，可每月工資也不過600元。從24歲大學畢業到現在，小李已經快30歲了，面對越來越嚴峻的就業壓力，由于無法找到一份穩定的、收入較高的工作，他的婚事不得不一拖再拖。
“我并不羨慕那些年薪幾十萬元的人，”小李說，“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找一份月收入1000多元的工作，在銀川成家，能過粗茶淡飯的日子?！?/p>
同為社會地位較高的群體，東西部地區的收入差距也很大
東西部地區間的收入差距，還體現在公務員、律師、教授等社會地位比較高的群體中。在寧夏西海固地區，一戶家庭年人均收入若能達到1000多元就算相當富裕了，而在北京等大城市，一個3口之家的月收入即使達到1萬元，也仍會感覺到經濟上的壓力。
一位從西部銀行調到北京銀行工作的普通工作人員，他的工資則可以從1000多元漲到六七千元。而且，他還可能享受到其他的福利補貼。
一位律師在西部代理一場官司只能得到幾百元、幾千元的酬勞；而一位律師在東部，代理一場官司的報酬有可能達到幾萬元、幾十萬元。
在西部高校，博士生導師指導博士生畢業論文，基本是免費的，學校只會算一定的工作量。而在北京，某高校計算機專業博士生導師只要看一遍博士論文，并提出修改意見，博士生個人就須付給導師5000元。
某著名經濟學家，盡管曾公開抨擊過中國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但是當西部某城市邀請他作有關演講時，他提出的要求是，除了負擔他所有的交通住宿費外，還需要給他8萬元的演講費。據說這還是他照顧西部貧困地區所開的優惠價格。
灰色收入和不法收入進一步拉大了貧富差距
其實，工資之間的差距還是看得見的，灰色收入和不法收入才是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主要原因。
幾年前，就在國家實施公房改革時，一些行業的職工只需花幾萬元，就能把100多平方米的公房變成私有產權?，F在，大部分單位都不再福利分房了，但仍有一些單位的員工可以享受到二三十萬元、甚至四五十萬元的購房補貼。2005年，當各地紛紛建經濟適用房的時候，又是一些身在好單位、好行業的人得以享受。難怪有人說，“他們的運氣總是那么好，總能站到政策的‘里面’”。
一些人還能在國有資產改革中獲得大量財富。西部一家乳品廠因多年虧損而改制，當時廠領導出臺方案，要將該廠所有的資產用很低的價格賣給個人，其實就是廠長本人。一位老職工認為該廠引進的雪糕生產設備使用時間并不長，如果充分利用起來，肯定可以賺錢。當這位老職工以高出改制方案規定的價格競買該廠時，由于廠長的阻撓，竟然沒有成功。最終，廠長利用一家外廠兼并了該廠，并進行了改制，使其在實質上仍由他個人掌控。就這樣，大量的國有資產落入了廠長的個人腰包。
即使在同一個單位或部門，內部分配制度也存在不公平現象。
在西部某商業銀行工作的王先生，今年年初被提升為該銀行一小分行的行長，每月收入從2000多元上漲到了1萬元。他說，當地縣級農村信用社主任的工資水平也是每月8000多元，而且每人還會補貼10萬元用于購買轎車。其實，西部金融部門的經濟效益并不好，普通員工的月收入只有1000多元。這些基層支行的行長，雖然只從事一些簡單的管理工作，拿到的工資卻高于普通員工近10倍。
這種現象在一些國有企業也很常見。在這些企業，普通員工的工資一般與企業效益掛鉤，但企業領導的工資卻是年薪制，不論企業效益如何，他們的工資只升不降。
貧富差距正在波及下一代
朱小軍的家境并不算很好，但他爭氣，從小到大學習成績都很優秀。2004年,他研究生畢業后留在北京的一家國企工作。
與朱小軍不同，他姑姑的兒子蔡建面臨的壓力要小得多，因為姑夫是當地一家事業單位的二把手。用蔡建的話說，就是“去哪兒工作，得看老頭子的本事。”蔡建在2001年高考中達到了?？凭€，在河南的一所師范學院上大專。畢業后，又讀了專升本。
2005年春節，兩家人開始探討孩子的工作和住房問題?！鞍凑毡本┑姆績r，小軍即使一個月不吃不喝，也只能勉強在北京的‘偏遠地區’買一個平方米。”小軍的母親說，她們這代人的貧富差距正在波及下一代。
而此時，小軍的姑父早已開始為蔡建的工作四處活動了。“有很多種選擇，去他爸爸的單位、或者找個法院，再不然，去銀行、電力之類的地方?！敝煨≤娬J為，對姑父來說，困難在于去哪兒對蔡建更好。至于房子，蔡建也不需要擔心。如果回家工作，他就住父母120平方的舊房子；如果去外地，父母會給他再買一套。
雖然朱小軍自強自立，但他卻很累。他需要還銀行貸款、支付孩子的學費、生活費以及父母看病的費用，“想到這些就有點喘不上來氣。”盡管表弟蔡建學習不好，朱小軍也一直認為自己比他更有出息，但在生活的重擔面前，朱小軍開始羨慕蔡建，“他活得太輕松了”。（記者吳海鴻 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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