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檀 每經評論員
新一輪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啟動的消息足以讓社會沸騰，對社會收入差距過大抱怨已久的人，視此舉為夏日綠蔭。但降溫真那么容易嗎？
面對收入分配不公，討論伊始，就有理念先行：有人提出收入分配不公是市場化必然帶來的惡果；有人提出是權錢交易的產物。可見，面對這一關系千萬人命運的大問題，并未形成基本共識作為改革的基礎。這一傾向的危險性在于，任何一種改革方式都有可能被斥為對某方利益的剝奪，而喪失法律與民意基礎。
民間調節分配差距的強烈吁求，政府不可能聽而不聞。但民眾的這一吁求很可能在激情的煽動下，輔之以對以往歲月的浪漫主義想像而走火入魔，進而反對一切形式的收入差距以及對于高收入階層的道德貶斥。這在以往的討論中屢現端倪，對高房價的抨擊大多流于對無良開發商的人格撻伐，對MBO的爭議最后成為對于國有資產的悲壯護衛。我們不缺乏行政萬能與品行至上的傳統，因此，市場的問題在爭論中漸漸走樣，成為對個別官員、商人與行業的道德討伐，從而最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取消市場，讓行政配給公平地給予每一個人以均等的資源和福利。當然，筆者說的只是極端現象，現實表現五花八門，對行政監管呼喚最為典型。
最近銀行收費引得群情激憤，在此情況下，最便捷的方法便是用發改委的行政調控之手、以促進公益的名義叫停收費。但這中間存在一個悖論，即發改委與有關政府部門大費周章的目的，便是推進國有銀行的市場化，因此，希望行政給資源漲價設置障礙無異于與虎謀皮；另一方面，以國有銀行目前的經營水平，行政之手如果再大加干預，無異于給這些銀行以國家財政下次再為壞賬埋單的口實，最后納稅人將自食其果。
對此，我們應該像托克維爾所說的，抱持保守的理性，并且支持在市場化與法治化向度上的每個努力，而不是相反。如最近上海消費者鄧小姐以契約未被遵守為名將跨行收費的幾家銀行告上法庭，就是一個值得尊敬的嘗試。不公平的現狀不應成為我們對行政權力加以無原則期望的根據。否則，我們將為此付出更大的代價。
應該警惕的是，不僅普遍民眾，甚至許多經濟學家與專業人士，也動輒呼吁政府加強控制多征稅，名義上是捍衛社會公平，其實捍衛的仍是他們自己頭腦中陳腐的理念以及對行政權力的偏袒。
行政權力必然導致公平的信仰基本會得到理論上的呼應，這倒不僅因為任何行政權力都有擴權的沖動，還因為，目前我國的主流資源配置方式仍然由行政主導，路徑依賴所形成的慣性使得行政調節駕輕就熟。對最低工資制、對藥價都是如此，但最低工資制最后只能靠民工自己從低薪企業出走得以落實，而發改委對藥價進行了18次調控，從頭到尾每個環節嚴加控制，卻使每個環節都增加了權力尋租的機會。這是權力與市場相結合必然結出的惡果。
政府所要做的是，警惕再警惕行政權力的濫用，并將行政調控曲解或者有意曲解為市場調控的本義。我們已經聽到政府部門過多關于壟斷、競爭、調節的奇談妙論，不僅如此，還有一系列的經濟數據證明行政制約經濟成果非凡。如最近匯金公司總經理謝平指出，過去兩年匯金所賺得的凈回報可能有200%的收益，結論當然是“國家股權溢價可觀”。不過，我們應該循此可喜消息再問：第一，國家股溢價收入最終去了何處，國家股是否增加了社會公平的砝碼？第二，在建行、中行上市過程中，以如此低價獲準成為戰略投資者，如果不是匯金，換個聯金、國金公司試試，是否也能獲得如此高的收益？起碼應該與那些同樣充當戰略投資者的國際投行作個橫向比較。由此引出第三個問題，這一資源配置方式是否是最有效率的？
其實，無論是政府還是民眾，我們每個人當此變革之時，都應該保持充足的理性，并對曾經的經驗有透徹的了解。否則，在激情之下，上下呼應做出一些轟轟烈烈之舉，未必能造福于長遠。就收入分配而言，來自個人努力、獲得市場認可的高收入理應得到尊重，這些收入應該納入法律框架之內的二次分配的范疇，但只能止步于此。如果以行政手段對高收入進行懲罰，不僅會喪失社會的發展動力，人們最為痛恨的權錢交易式收入不公將因此加固而不是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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