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級集體經濟薄弱、農民增收乏力，村莊建設規劃滯后和尚未建立長期投入機制，成為我國當前新農村建設面臨的四大難題
新農村建設在當前國情背景下面臨哪些現實困難和制約？其能否真正成為改變農村落后面貌的的契機？廣大農民和基層干部又在想些什么等，成為新農村建設能否科學規劃有效推進的關鍵。《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近日就上述問題在安徽、河南、江蘇等省調研時發現，很多基層干部和農民在看到中央解決三農問題的決心和農村希望的同時，也認為新農村建設面臨諸多現實制約因素。
村級集體經濟薄弱
談到新農村建設，“錢從哪里來”幾乎是大多數基層干部最先提及的問題。
江蘇省揚州市邗江區委農村工作辦公室的張伯達說，建設新農村，集體經濟是基礎，也是解決“錢從哪里來”的重要來源。以邗江區而言，全區164個行政村，2004年村級集體收入在30萬元以上的有51個村，20萬～30萬元的有14個村，10萬～20萬元的有47個村，10萬元以下的有72個村。據調查，一般規模較大的行政村年剛性支出需15萬元左右，規模相對較小的行政村也不少于10萬元。但目前大多數村的經濟現狀都不樂觀。原因有幾個方面：一是受政策性制約，企業改制斷了收入，稅費改革少了收入，招商引資沒了收入；二是經濟發展空間小，受制于有限土地資源、資金和自然資源；三是財政轉移支付入不敷出，不可預見性支出不斷攀升，正常運轉難以為繼。村級集體往往經濟薄弱、無錢辦事，這成為建設新農村的突出難題。邗江區屬于蘇中相對發達的縣區，而位于豫東欠發達地區的杞縣幾乎談不上村級集體經濟。該縣城郊鄉黨委書記張長旭說，杞縣與蘇中相比至少落后20年，與蘇南比要落后30年。杞縣村級經濟不只是零，很多是負數。城郊鄉負債達2000萬元，村級負債平均達10萬元。村干部的工資雖然是由縣財政發，但每月只有80～100元，還常常被拖欠。他說：“沒有村級經濟，建設新農村就失去了一個重要支柱，這個問題亟待破解。”
農民增收乏力
近年來國家實施了一系列惠農政策促進農民增收，但受多種因素制約，農民增收依然十分困難。安徽大學三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何開蔭說，農民富裕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根本目的，增收困難成為新農村建設的重大挑戰。
首先是種養業增收難。農業抵御市場風險和自然災害的能力很弱，增收的不穩定性較大。雖然國家對農民實行了種糧補貼，但生產資料和機械作業費等持續漲價，無形中增加了生產成本，農民從事種養業增收困難。
二是產業化帶動難。近幾年農業產業化有了一定發展，但農業競爭力總體還不強，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還不高，帶動農民增收不明顯。公司加農戶和協會加農戶等模式并未給農民增收帶來多少實惠。公司、協會和農民之間還未真正形成緊密的利益聯結機制，農民幾乎沒有在企業或協會的二次分配中獲益增收。有的地方將合作經濟組織或協會作為普通企業對待，有的作為社會團體對待，還有的地方根本沒有適當的名分。這種混亂局面使得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在貸款、納稅、保險等諸多方面困難重重，嚴重妨礙其發展。三是轉移性增收難。隨著農村勞動力轉移到二、三產業的比例逐年增加，外出打工和就地轉移的勞動力隊伍龐大，但由于綜合素質低，大多數勞動力仍從事著低收入的工作，技術型、技能型勞動力轉移輸出很少，無法獲得較高收入，農民工資性收入增長受到抑制。
四是政策性增收難。自2005年起，國家取消了農業稅及其附加，“一免三補”政策提高了農民的種田積極性，但農民依靠政策增收的空間也在縮小，沒有更多途徑。
村莊建設規劃滯后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無論是發達的蘇南地區還是欠發達的豫東和皖北地區，農村從居住來講都比較散亂。鎮村建設規劃，尤其是村莊建設規劃明顯滯后，這使新農村建設中的舊村改造和新村建設面臨成本高昂的問題。
張伯達說，邗江區164個行政村有3500多個村民小組，近33萬人口，共有自然村6500多個，有的自然村甚至只有幾戶居住，布局十分散亂。農民長期養成的生活垃圾隨意丟棄、在住宅周圍亂搭亂建的陋習一時難以改變。另外，農民對于集中居住也不能完全接受。受傳統文化和習慣的影響，絕大多數農民喜歡單門獨院、前庭后作的居住方式，因而，如何協調尊重農民習慣與科學合理規劃之間的關系，還需做更細致的工作。
規劃滯后使新農村建設的成本加大。據介紹，目前邗江區農民住宅樓房率已達80%左右。同時，最近幾年的建設使通村通組公路硬質化比重明顯提高，水、電、有線電視改造等也基本結束，農民現有的居住條件和質量明顯改善。如果今后要在條件具備的地方實施社區集中居住，搬遷難度會很大，建設成本無法估量。在采訪中，農民告訴記者，既然水、電、路和有線電視都通到了家門口，何必再搬遷到新的地方去呢？安徽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劉奇說，淮河、長江流域相對黃河和東北地區，村莊散亂現象十分突出。農民對村鎮規劃建設有著強烈要求。推進村鎮規劃建設，可以開辟大量新耕地，改變農村臟亂差面貌，改善農民居住環境，可以大大降低公共設施建設成本，實現農村生活社區化，打造承擔“工業反哺、城市帶動”的平臺。劉奇認為，村鎮規劃與建設面臨的主要政策約束是土地調整問題。由于實行了最嚴格的土地保護政策，農村建設用地空間極小。對此，國家和省應結合實際，適當調整政策。在保護和節約用地的前提下，把村鎮規劃與建設用地調整問題納入國家、省、市、縣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土地利用年度計劃，允許以縣或鄉鎮為單位實現占補平衡。
缺乏長期投入機制
“十五”期間，各級政府加大了對農村建設的投入力度，農民生產和生活條件逐步改善，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由于欠賬太多，老的投入沒完成新的建設又需要大量資金，同時，由于缺乏長期投入機制，資金難以得到保障。
據河南省杞縣分管農業的副縣長鄭志安博士測算，“十一五”期間，全縣僅道路建設和河道清淤兩項工程就需投入2.28億元，其中通村通組公路800公里，需要資金1.2億元；河道疏浚500多條1300萬立方米，需要資金1.08億元。他說，新農村建設投資巨大，地方政府明顯“力不從心”。
河南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郭建軍副主任說，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核心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農村，要調整國民收入格局，縮小城鄉差距，讓農民真正享受改革開放成果，過上好日子。農村經濟太薄弱，農民太苦，農村發展要有“推動力”，改變收入分配結構就是推動力，沒有這一點，農業現代化還要走更加漫長的路。“不僅僅是投入不足的問題，目前農業要素流出農村的現象仍在加劇。”安徽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劉奇說，這幾年我國加快了城市化發展，農村土地要素和資金要素流向城市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并造成了數千萬的失地農民。資金成為農村極度稀缺的資源。這對于新農村建設來說是一個瓶頸。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不缺口號，要的是實招，是真金白銀，惟有此才能得到農民支持。”郭建軍副主任說，“新農村建設應該分清國家和政府應對什么領域進行投入，怎么與農民的辛勤勞動相結合。當前國家投入的重點一是基礎實施，二是公用事業。”郭建軍認為，國家計劃到2010年真正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這一時間表排得太慢，應當提速。義務教育應當是公共財政覆蓋的范圍，作為政府官員“要用父母心來辦教育”，教育關系到農村發展的未來。有關專家說，在1997年之前，國家財政占GDP的比重不到11%，這種較低的財政比例無法承擔農村公共品的投入。但到2004年，中央稅收和地方稅收總共已經接近GDP的20%，如果加上預算外收入，整個財政規模占GDP的比重已經有30%。在有一定財力的情況下，就可以以國家財政所帶動的投資為主，來解決農村公共品嚴重不足的問題，促進區域平衡，實現和諧發展。(記者 葛如江 姜濤 李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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