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學
又遇袁家驊鐘情方言
會客潮粵諸語有優勢
羊城晚報：您現在是中國方言學的領軍人物，但聽說您從中大畢業時，我國還沒有專門的方言學研究，您也沒去研究方言？
詹伯慧：我主攻方言，還是和王力先生有關。王先生回北京后，念念不忘我們這幾個學生。1954年，北大首次在全國開設方言課程，就是我后來的恩師袁家驊教授開的。王先生對他說，我有個學生，現在在武大，方言基礎不錯，你是否可以接收他？因此，我就有幸在1955年從武大到了北大進修。這為我以后搞方言學奠定了基礎。我在方言學有較好基礎，我在家里同父親講客家話，同母親講潮州話，又在廣州粵語環境里生活，天生有優勢嘛！
●在東京大學
貪玩學者玩轉日本國
《東瀛游記》證逸興
羊城晚報：我們一直以為像您這樣的大教授肯定很嚴肅，但翻看您的履歷，卻發現你很愛“玩”。您當東京大學的客座教授期間，去過日本很多地方？
詹伯慧：去日本是教育部推薦的：1980年，日本東京大學有個中文教師的位子，原來由一個臺灣人擔任，退休了。田中角榮訪華后，中日建交，東京大學決定不再找臺灣，想請中國教育部推薦專家過來。教育部于是選到了我。
在日本，我工作任務越重，越要抽時間玩。當時我一個人在東京大學，教五門課，只要禮拜天沒事，我就出去玩玩。后來香港文匯報曾敏之先生約我寫專欄“東瀛雜記”，我連續寫了40多篇，后來武大出版社搶著出版了，首印過萬冊，1989年轉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書名改為《日本面面觀》。
●在暨南大學
當官本來便勉為其難
不當一身輕松不失落
羊城晚報：您1983年調到暨大后，馬上就當了“官”？
詹伯慧：到暨大第二年，學校要與世界接軌，新成立文學院與理工學院。那時不像現在，有20多個學院。中文、新聞、歷史、外語、社科等都在文學院，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都在理工學院。文學院院長是相當副校長的級別。其實我根本不會當官，也沒想過要當什么官，但當時我是最年輕的教授，又到日本東大做過客座教授，學校領導好說歹說，要我擔任文學院院長。我只好勉為其難。
羊城晚報：退休了，不當“官”了之后有沒有感到失落？
詹伯慧：我本來就沒想當“官”嘛，哪會有什么(失落)？
師生情分
從不忍讓學生“放鴿子”
看不慣研究生批量生產
羊城晚報：在您的從教55周年研討會上，看到您的很多學生、朋友從海內外趕來給你道賀，讓人感動。您和學生關系真融洽，在現在大學里，這樣的師生關系好像不多見了。
詹伯慧：我2005年才從暨大退休，之前一直帶研究生。但1998年我不在國內，停招了一年。為什么要停招？因為我人都不在國內，不能讓學生“放鴿子”，我要負責任啊！
我對現在研究生批量生產很看不慣。我從1990年設博士點，1991年開始招生，到2005年，
整整15年，一共只帶了29個博士生，平均一年不到兩個。在帶博士生期間，我也基本上不再招碩士生。我帶的研究生不多，每個學生，我都真心對待。我太太常說，你花在學生上的精力遠比自己女兒多。我始終認為我必需盡心盡力把學生帶出來，能看到他們在學術上成長，是我晚年最愉快的事情！
但現在有些高校存在這樣的情況：研究生批量生產。有的老師又招博士生又招碩士生，學生太多，怎么帶得過來？怎么可能盡心盡力關心他們？學生論文不認真寫，又怎么可以容忍……我真是很“佩服”他們！
羊城晚報：這樣批量生產，研究生的質量能不能得到保證？您對這個怎么看？
詹伯慧：不好說。我總是感到一種危機，擔心我們的研究生質量像魯迅說的“一代不如一代”。和我們老師那一代相比，我們已經深感自己差得太遠了，后面的是不是每況愈下，我不敢說。但我們的教育，問題確實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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