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38年間，全國共有25萬人獲得大學畢業證書，平均一年不足7000人；而2008年我國一年畢業的大學生人數達到559萬，大約是民國時期培養規模的800倍。
新中國成立60年來，中國高等教育的變化翻天覆地。
然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發出這樣的疑問：民國時期是一個大師輩出的年代，而現在為何培養不出像楊振寧、李政道、錢學森這樣的拔尖創新人才？
8月8日下午，國家圖書館學津堂教育家論壇上，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前校長、中科院院士朱清時在題為“求解中國創新型人才培養困局：教育體制和思想”的主題講座中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梳理。
招生規模擴張，但大師罕見
幾年前，溫家寶總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時，錢老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回過頭來看，這么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
錢學森認為：“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對此，朱清時頗有感觸。他舉例說，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自2000年設立以來，共有14位科學家獲獎，其中就有11個是1951年前大學畢業的。
戰亂年代大師輩出，為何隨后和平的60年，反而成為了不出大師的年代？
“最大的教訓，就是管理上沒有理清。”朱清時認為，過去的幾十年，對教育的行政干預過多，雖是出于好心，但一定程度上卻適得其反。
朱清時說，1952年教育界的一件大事“院系調整”，一直影響了中國高教60年。從那時起，舉國開始學習蘇聯專才教育模式，把教育變成工廠制造產品一樣。這種教育方式有致命的缺陷，不符合人才成長規律，每個人都有個性天賦，強行讓他做不喜歡的事，做不好。后來事實證明就是這樣，專才教育沒有生命力，“才能發揮不出，教育也就沒有生氣了。”
一個故事讓朱清時記憶猶新。
在英國北部偏遠地區有個郡，一名女生畢業考試成績達到全A，是當地多年來第一個有資格上牛津大學的學生。當地的官員都很關注，希望她進入牛津。
然而，牛津大學的教授在對該女生面試后認為，這個學生不具備牛津大學要求的創新能力，只會死讀書，拒絕錄取。
當地官員找到教育大臣，請他出面說情，希望給予破格錄取。在被牛津大學拒絕之后，教育大臣又找到副首相前去求情，還是遭到拒絕。副首相只得請布萊爾首相出面疏通，但牛津大學表示，教授委員會的面試結論和決定，任何人都不能推翻。布萊爾此后抱怨牛津大學太古板了，應該改革。牛津大學的師生得知后，極為憤慨，學校立即取消了授予布萊爾榮譽博士學位的原定計劃，并對政府行政干預學校事務的這一嚴重事件提出抗議。
“教育就像我們的母親，我們都是教育生出來的，要敬畏她。”朱清時希望，對待教育，要少一些干預，多一點愛護、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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