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污染"病因"復雜治理難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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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污染問題遲遲難以解決的主要原因是執法力量嚴重不足,客觀上導致了環境執法檢查像是打游擊戰,既不連續,也不穩定；其次,執法隊伍的經費支持與執法對象有關,二者在利益上有關聯；環保部門會遭遇地方的干擾,執法的強度和嚴肅性都會打折；此外,環保經費的投入不足也是一大原因
3月22日是第二十二屆世界水日；3月22日至28日,是第二十七屆中國水周。
3月22日當天,中國水科院水資源研究所所長王建華公開表示,我國水資源短缺,海河流域等地區地下水超采嚴重,一些地區水資源過度開發,造成河流斷流、湖泊萎縮、濕地退化等生態問題,廢污水排放量不斷增加,水體污染嚴重。
此前的3月14日,環境保護部發布的首個全國性大規模研究報告顯示,全國目前有2.8億居民使用不安全飲用水。
當今世界已經進入環境決定經濟(即環境優先)時代,水污染和水生態失衡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后果已經凸顯。
“就目前公開發布的數據和報道研判,國內水污染狀況比較嚴重,已從地表水蔓延至地下水,并且出現自上而下式的蔓延。”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市場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永生說。
紅豆局長與漂浮死豬
2013年,有兩起典型的水污染事件備受關注。
2013年4月,媒體曝光河北省滄縣張官屯鄉小朱莊村發現大量紅色地下井水,但當地環保局局長鄧連軍卻稱,“紅色的水不等于不達標的水,你比如說放上一把紅小豆,那里面也可能出紅色,煮出來的飯也可能是紅色的,不等于不達標”。
“紅豆局長”的此番話引發了輿論的巨大譴責。后經過專家組調查,小朱莊村的紅色井水苯胺含量超標70多倍。
“從整體上看,許多地方對環境保護重要性和緊迫性的認識仍然不夠,綠色發展的理念大多停留在口號和形式上,缺乏嚴格貫徹落實的勇氣。”林永生說。
幾乎是同一個時間點,上海黃浦江水域上游、福建龍巖龍津河上游、湖南瀏陽河等處漂浮大量死豬。
林永生認為這反映出兩個問題,一是農戶未意識到自己在環境保護中的責任,未認識到自己并不具有隨意亂扔死豬、污染環境的權利；二是現行的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在立法、司法等環節均有不足,亟待完善。
在立法環節,從1979年試行、到1989年正式實施、再到2012年修正的環境保護法以及2008年2月修訂通過、2008年6月實施的水污染防治法等,絕大多數條款都是強調各級政府和主要的污染企事業單位在環境保護中的責任和義務,對于公民個體責任問題只是籠統提及。
林永生表示,一般居民不太了解相關環保法律法規,更不清楚個人在環境保護中的責權利邊界。司法環節的不足則主要表現為對污染環境的企業和個人,違法不究或執法不嚴。
地下水水質逐年惡化
國土資源部官方網站資料顯示,在我國,地下水用于供應北方地區65%的生活用水、50%的工業用水和33%的農田澆灌。全國657個城市中,有400多個以地下水為飲用水源。
2010年,國土資源部與水利部聯合,對全國182個城市開展地下水水質監測工作。結果表明,4110個水質監測點中,較差——極差級的監測點占57.2%。
“地下水質惡化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可以歸結為點源污染和面源污染。最近媒體非常關注污水注入導致的污染,這是典型的點源污染。其實,地下水污染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面源污染,包括農藥、化肥等污染,這一點解決起來會比點源污染更加困難。”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高利紅說。
據介紹,現在,淺層地下水的污染已經十分嚴重了,有些地方的開采深度已經超過1000米,如此下去,一旦深層地下水污染,我國公民的飲用水將遭受嚴重威脅。
多因素疊加致治理難
高利紅認為,地下水污染問題遲遲難以解決的主要原因是執法力量嚴重不足,客觀上導致了環境執法檢查像是打游擊戰,既不連續,也不穩定；
其次,執法隊伍的經費支持與執法對象有關,二者在利益上有關聯。如果執法人員的工資改為財政全額支付,那么,執法的效果應該會有所好轉；
環保部門會遭遇地方的干擾,執法的強度和嚴肅性都會打折；
一些企業雖然會落實“三同時”制度,有污水處理設施,但為了降低運行成本,采取偷排的方式,靠近江河湖庫的,就往江河湖庫排放,否則就往地下灌。
“有偷排企業的工作人員甚至聲稱,如果不往地下排灌污水,地面會沉降得更嚴重。”高利紅說。
除去以上因素,環保經費的投入也是地下水污染問題難以從根本上解決的原因之一。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燦發認為,近10年來,中國的水污染狀況日益嚴重,主要是經濟發展迅速,但是治理污染的投資跟不上。照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速度,環保的投入應當占到GDP的2%以上,但現在環保的投資最高也就是1.6%左右。
此外,地下水污染防治的監管責任不明確,也是導致監管缺失的一大原因。
目前,我國的地下水管理與保護涉及多個部門,如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門、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國土資源部礦產資源主管部門等,這些部門之間的權限劃分不清晰,導致了對地下水的監管力度不夠。
多管齊下凝聚共識
保護環境應該是每個人的責任,但更重的責任應該在企業,因為企業本身是從生產中獲取利潤的。
高利紅認為,要想治理水污染遏制企業偷排污水,從宏觀上講,要引導地方政府合理發展,科學發展地方經濟,加強執法力度；從微觀上講,要完善制度,嚴格責任追究。
“一些地方要發展經濟無可厚非,但在引進企業時需要先做好評估,即什么樣的企業適合當地的生態發展。比如北方城市,不適合發展高耗水的工業,應該結合自身的資源稟賦和城市特征,發展節水農業和工業。”
林永生認為,對于中國水污染、乃至更廣泛意義上的環境污染的治理之策,至少要包括以下四點:
多管齊下,凝聚各界對環境優先的共識。中國已經進入了環境優先的時代,凝聚這種共識,利于消除地方政府對綠色發展的顧慮,堅定綠色發展的信心。
深化體制機制改革,進一步優化環境立法、普法、司法等環節,增強環保部門的獨立性和客觀性。
建立環境治理的成本分攤機制。所謂“成本分攤機制”,是指通過合適的制度設計,讓環境保護和治理的成本在全社會進行分攤。
提出并落實單位GDP污染強度指標,在經濟結構較難調整的情況下發掘技術治污的潛在效應。記者廉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