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人民幣的升值不但能改善中國的貿易結構，提高中國在國際分工體系價值鏈中的地位，而且將能為金融體制、企業所有制改革增壓，進而推動中國資源跨代優化配置的實現
□余永定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
一個國家從事國際貿易的根本目的有兩個：在全球范圍內實現跨國和跨代的資源優化配置。決定跨國優化配置資源的諸條件并不能決定一國的貿易是順差還是逆差。
根據比較優勢理論，A國和B國如按比較優勢從事生產和貿易，可以使A和B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假設A國在小麥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B國在紡織品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一般來說，A國應該出口小麥進口紡織品；B國則相反。
但是，一國參與國際分工的格局要受比較優勢之外的其他因素影響。例如，如果A國對B國貨幣匯率的定值過低，同B國相比，A國就不但在小麥、而且在紡織品上也享有價格優勢；而B國則在任何產品上都不享有價格優勢。在這種情況下，A國不但將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小麥，而且將出口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紡織品（B國則無法出口任何產品）。
在理想的市場機制下，由于國際收支的不平衡（這里是A國對B國的貿易順差），A國匯率將會升值，直至由于B國得以對A國出口足夠多的紡織品，使兩國間的國際收支實現平衡。但是，在現實世界中，由于存在各種各樣的市場扭曲、由于對匯率的干預以及國際收支平衡不僅取決于貿易項目，而且取決于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其他項目，A國可能會長期出口根據比較優勢理論不應該出口的產品。
從根本上說，一國的貿易差額是一個宏觀經濟問題，是由一國在全球范圍內實現資源的跨代優化配置決定的。一個面臨年齡老化、國內投資收益偏低的社會，為了熨平代際消費，必須通過取得外國資產的方式進行儲蓄。獲取外國資產的過程就是資本輸出過程。而資本輸出的過程就是實現經常項目順差的過程。
過去幾年間，中國的“雙順差”問題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所謂“雙順差”，是指國際收支表中同時出現經常項目順差和金融項目（習慣上稱為資本項目）順差。國際收支平衡表是一個國家同外國在物品和服務以及資金上的交換狀況記錄，包括四大組成部分：（1）經常項目；（2）金融（資本）項目；（3）官方儲備資產；（4）凈誤差和遺漏項目。其中經常項目由貿易項目、投資收益和轉移支付三個子項目構成。
1957年，英國經濟學家杰弗里·克洛舍提出了國際收支格局變化的六階段假說。根據這一假說，一個國家的國際收支格局會經歷六個不同發展階段：
（一）年輕債務國：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和儲蓄水平低，必須從外國獲取商品和資本，該國經常項目中的貿易項目和投資收入項目（債務利息和FDI紅利）同時是逆差。經常項目逆差通過資本項目順差來彌補，因而該國是債務國。
（二）成熟債務國：由于出口行業的發展，貿易項目由逆差轉變成順差，但貿易順差還不足以抵消投資收益逆差。該國依然有經常項目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
（三）債務償還國：該國經常項目中的投資收益項目依然是逆差，但貿易順差抵消了投資收益（債務利息和FDI紅利）匯出，因此呈現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項目逆差，即該國已成為資本輸出國。
（四）年輕債權國：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項目逆差進一步增加。此時，該國的投資收益已經由逆差轉變為順差。
（五）成熟債權國：由于人口老齡化、競爭力下降等原因，該國將出現貿易逆差。但是，由于海外資產的積累，投資收益項目的順差大量增加，該國依然能夠保持經常項目順差。
（六）債權減損國：由于儲蓄不足，投資收益順差不足以抵消貿易逆差，經常項目出現逆差、資本項目出現順差（海外資本回流）。該國的海外資本凈值逐漸減少。如果這種趨勢無法扭轉，該國將無可避免地陷入衰弱。
日本多年來的貿易順差可以看作是日本為迎接老齡社會到來所作的準備。2005年日本海外投資收益達到11.4萬億日元。與此同時，其貿易順差為10.4萬億日元。這是日本歷史上投資收益順差首次超過貿易順差。日本經濟學界把這一轉變看作是一個標志性歷史事件。同中國的雙順差相對照，日本學者把他們的貿易項目順差和投資收入項目順差稱之為支持經常項目順差的“雙引擎”。他們認為，法國、荷蘭、新加坡等國家處于年輕債權國階段，而日本正處于由年輕債權國向成熟債權國過渡的階段。
杰弗里·克洛舍的國際收支格局六階段說具有相當的普遍性，但中國目前的國際收支格局很難歸入其中。如果把外匯儲備的增加等同于資本輸出，中國勉強可以歸類于國際收支格局變化第三階段的債務償還國。但是，由于存在經常項目順差的同時也存在大量的資本項目順差，中國不同于典型的債務償還國。更具體地說，中國資本輸出的主要形式是政府增加外匯儲備，而不是私人部門購買海外股權、債權和進行海外直接投資。盡管中國是世界第三大凈資本輸出國，長期以來（個別時期除外）中國的投資收益都是負數。其原因是作為外匯儲備主要形式的美國國庫券收益率只有3—5％。而目前累計量已經超過6000億美元的FDI的回報率比美國國庫券收益率要高得多。
由于存在各種規避的辦法與動機，國家外匯管理局難以獲取國際收支平衡表上外國投資收益的準確數據。此外，中國也沒有關于FDI存量的統計。假設外資存量是5000億美元（一些人認為只有2500億美元），外資企業的利潤率是10％（世界銀行的調查數字是22％），外國投資者的投資收益就應該為500億美元。中國外匯儲備是1萬億美元，假設回報率是5％，則中國所取得的投資收益也應該為500億美元（其他投資收益略而不計）。如果情況是這樣，作為世界第三大資本凈輸出國，中國的凈投資收益為零。如果這種情況不發生變化，中國就永遠無法從債務償還國過渡到年輕債權國。甚至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由于未來投資收益項目逆差的增長，中國出現經常項目逆差，由債權國變成債務國。而這種情況的出現則意味著資源跨代配置的失敗。
中國目前是否應該保持貿易順差，取決于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一般而言，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相當長的時期應該保持貿易逆差。正如著名經濟學家登布什所指出的，“對于一個貧窮國家，不把資源用于國內投資以提高生產率和生活水平，而將其用于購買美國國庫券肯定是不理智的。”如果中國已經超越了一個貧窮國家的發展階段，而成為一個面臨老齡化、國內投資收益過低的國家，中國保持大量貿易順差還說得過去。但是在大量吸引FDI的同時，把貿易順差主要轉化為外匯儲備的做法無論如何是有嚴重問題的。其問題不僅在于收益率過低，而且在于美元貶值的巨大風險。不要忘記：我們用血汗、資源和環境為代價換回的只是一些債權憑證。這些憑證是否能夠在未來“兌現”為所需要的財富不但超出了我們的控制力，甚至也不完全在美國政府的控制之下。
但是，在內需不足、國內金融市場不發達、企業公司治理結構十分薄弱的情況下，為了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如果不大量引進FDI、不把外匯主要用來購買美國國庫券，中國還有什么更好的選擇呢？我們目前面臨的兩難境地充分揭示了一個基本矛盾：改革相對于開放的嚴重滯后。改革和開放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兩個輪子，如果一快一慢會發生翻車。開放可以促進改革，但并不能代替改革。我們必須痛下決心加速改革，“雙順差”之類的不合理現象才能消除。我希望，人民幣的升值不但能改善中國的貿易結構，提高中國在國際分工體系價值鏈中的地位，而且將能為金融體制、企業所有制改革增壓，進而推動中國資源跨代優化配置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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