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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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改革，再難也要改
近幾年，高尚全投入了極大精力來研究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他提出“政府改革”，與他前些年發展“民本經濟”的主張一脈相承，甚至是一枚硬幣之兩面。政府改革搞好了，可以促進民本經濟的發展，發展民本經濟必然要求政府改革；民本經濟搞上去了，政府改革也就有了條件，政府改革必須順應民本經濟的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政府一直是改革的推動者、設計者，現在，改了一圈，改回來，要政府自己改自己了。高尚全認為，所謂入世，主要是政府要入世。國有企業改革、金融改革為何難有突破？阻力都是來自于政府轉型的滯后。政府改革已成為改革的焦點。
有評論者認為，中國“十一五”期間的“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實際是低調啟動“政治體制改革”。這個猜想或許有一定的道理。但這項改革的動力從何而來？高尚全也仔細掂量過改革的難度。用自己的手掐自己脖子，能掐痛嗎？掐痛了會不會松手？
政府自我革命的難度，可想而知，但再難也要改。在論述政府改革的必要性時，高尚全用了“越位”、“缺位”兩個詞。“越位”就是政府干了市場能干的事，既是裁判員，也是運動員，擔當投資主體，干預微觀管理；“缺位”就是公共服務職能沒有很好發揮，有權有利的部分抓得很緊，而服務職能不夠，責任意識不強。“越位”的要“讓位”，“缺位”的要“補位”。政府改革的復雜道理，他用了三個詞就說清了。
除此之外，這兩年他一直致力于有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創新工作。高尚全有一個理想，在十七大或稍后的中央全會上，能把自己近年來的某些觀點吸收進大會報告或決議中。
其實，要說到對改革重大決策的影響和理論創新，高尚全有過輝煌歷史：
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在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上有了重大突破，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概念。他與劉國光、吳敬璉、楊啟先等人是這個“突破”過程的參與者、親歷者；
1986年，他提出“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吸收進黨的十三大報告；
1993年，參加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起草工作，負責市場體系部分，他提出將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寫進《決定》，并最終獲得通過；
1997年，參加中共十五大報告起草工作，對所有制結構調整和人權問題提出建設性意見；
2004年，他和研究會同仁提出“政府轉型是下一步改革的中心和重心”，這個觀點被吸收在《中央關于制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中，并被2005年3月的全國人大會議通過；
當然，也有沒被接受的建議。譬如他建議，黨的全會作出決定前，可以先建立網站，發布相關信息，通過網絡廣泛征求意見。
在經濟學家中，高尚全是個不善演說的人。但他非常講究表達的準確和深入淺出。這樣的例子有很多：
——城市，古代中國有，西方也有，市場+城堡，就出現了城市。我們不承認市場，但總不能把城市叫“城計”(城堡+計劃)！
——在1956年，上海的天氣很熱，企業為了不影響生產，采取降溫措施。當時的降溫措施比較簡單，主要是風扇、鼓風機，但是企業即使采取這樣的措施也沒有主動權，要經過層層報批，當時經過十一個部門的審批，要蓋十一個圖章，等最后的圖章蓋完，夏天已經過去了。
——沈陽有兩個廠，一個是銅廠，一個是電纜廠，這兩個廠一墻之隔，但沒有橫向聯系，電纜廠歸機械部門管，銅廠歸冶金部門管，冶金部門把銅調到別的地方去，電纜廠需要銅又要從云南等地調進，造成了大量浪費。本來兩個廠發展橫向聯合，通過簽定合同就可以解決，但是不行。
高尚全的這些“改革語言”，簡明易懂，鞭辟入里，有的已編入中學課本。而這位老人所經歷、所見證的28年中國改革史，應該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最直觀、最經典的教材。（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