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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軾完全有資格獲諾貝爾獎
茅于軾作為一個經濟學家,近年做了很多職業經濟學家不會去做的事情:在山西農村推行小額貸款實驗,在北京為進城農村青年創辦保姆培訓學校。他任所長的天則經濟研究所是推動中國制度變革的重要民間力量。
茅先生出生于1929年,今年已經77歲了,他的父親小有名氣,是鐵道機械專家茅以新,而他的伯父則大有名氣,是橋梁專家茅以升。
茅先生的第一份工作是火車司機,后來在46歲時開始學習經濟學,最終成為全國聞名、著作等身的經濟學家,不過在20世紀80年代初,茅于軾申請調入社科院數量技術經濟所,但遭到拒絕,因為他不是學經濟出身的。1985年,他終于被調到社科院美國研究所,主攻美國經濟和中國經濟。他認為,在社科院美國所的10年是自己進步很大的10年,命運就是如此這般捉弄人。
1993年,茅于軾從社科院退休,創辦了天則經濟研究所。同年5月,茅于軾的夫人趙燕玲向“希望工程”捐款200元。3個月后,老倆口收到了山西臨縣湍水頭鎮龍水頭村一個孩子的來信。經濟學家從這封信的背后看到經濟問題:當地農民在上學、治病、發展生產方面面臨相當大的資金缺口。于是茅于軾決定以這個黃河畔的小山村為試點,開始向農民提供小額資金貸款,而這個創舉與尤努斯的做為別無二樣,差別只在于尤努斯的運作模式是正規的銀行,而我們茅老先生“經營”的只能是一個扶貧基金,因為我們不允許私人開辦銀行。但就是這樣的一個扶貧基金,卻被某些當地人民銀行指責為非法集資,他們下達通知,要取消這個扶貧基金。
雖然遇到政策上的阻礙,但茅于軾說現在基金仍然存在,并且想把它擴大。"改革20多年,就是不斷地進行制度創新,不合理的地方就要不斷地突破它,沒有這種精神,中國的改革就不可能成功!"茅于軾非常堅信這一點。
在山西臨縣龍水頭村扶貧基金的執行過程中,茅于軾意識到:僅有小額貸款不能完全解決貧困地區農民的溫飽問題。很多貧困地區的自然條件太差,不適于人類居住。根本的辦法是讓他們到城市來。而中國的家政服務市場正在不斷擴大,城里人不愿意做,所以比較適合農村的剩余勞動力來填補空缺。因此茅老先生認為可以創辦一個家政服務類的學校,通過培訓讓那些生活拮據的農民開創新的溫飽路,原本校址都選好了,但當地主管部門不批。后來他們不得不把學校的地址選在了北京的郊區,茅于軾做為投資最多的股東,本來法人代表應由他來擔任,可北京有關部門的規定是,法人必須有北京戶口,年齡不超過70歲,雖然茅于軾有北京戶口,但他年齡已超過70,于是茅于軾不能成為這所學校的法人。茅于軾認為這種規定極其不合理,它阻礙一個企業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辦事。當年桑德斯上校在六十五歲時創辦了肯德基,幸虧他老人家出生在美國,如果出生在中國,或許我們今天就看不見那個笑容可掬的老人頭了,倒不是年齡問題,因為他沒有華盛頓戶口!
2005年4、5月間的中國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抵制日貨”活動,我當時去了一趟北京的中關村,的確看到所有的日貨都下架了,不過只要我一問,賣主就會說:“你要什么日本貨,我去庫里拿,很快的!”后來茅于軾在一次演講中說了一句“抵制日貨是很愚蠢的辦法”,而此語還入選了“2005年中國十大‘磚’家經典語錄”,不過在論壇中,很多網友認為茅老先生的話很實際也很中肯,這其中包括我。
尤努斯博士的銀行的貸還待率為99.02%,茅老先生的扶貧基金的償還率也大抵如此,國內還有一個叫張維迎的著名經濟學家曾自問自答道:“為什么這個世界總是資本在支配勞動而不是勞動在支配資本?這是因為富人總比窮人講信用。”其實有時,窮人也挺講信用的,他們至少沒給尤博士的銀行和茅先生的基金帶來大量的呆賬,壞賬。(光明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