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春玲,女，土家族，湖南湘西人，中央黨校科社部社會學教研室教授，中山大學人類學系都市人類學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社會發展、區域發展和城市化問題。中國發展門戶網圖
城鄉一體化是我國當前城市化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有效途徑。成都市目前推行的“三個集中”和城鄉統籌規劃與機構改革、體制創新是城鄉一體化的成功實踐，對全國其他地區的城市化發展和新農村建設有借鑒意義。
世界各國由于國情的不同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各自走出了不同的城市化道路。城市化從本質上看是兩個方面，一是農村的人口大量地向非農產業和城鎮、城市轉移；二是城市的文明向農村的擴散和延伸。中國的城市化一方面要解決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問題，還需要解決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就是實現城市的文明向農村的輻射和擴散，使城鄉二元結構轉向城鄉一元的現代化結構，這就是城鄉一體化。
城鄉一體化包含有以下多方面內容：一是統籌城鄉發展空間，實現城鄉規劃布局一體化；二是統籌城鄉經濟發展，實現產業分工一體化；三是統籌城鄉基礎設施，實現城鄉服務功能一體化；四是統籌城鄉社會事業，實現城鄉就業、教育、衛生和社會保障一體化；五是統籌城鄉兩個文明建設，實現城鄉社會進步一體化。在我國實現這種“以城帶鄉、以鄉促城、城鄉結合、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城鄉一體化道路，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城鄉和諧發展的有效途徑，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體現，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所追求的目標。
成都市是“大城市帶大農村”的國家副省級城市,雖然城鄉之間地理距離很近，但經濟社會落差很大，城鄉發展不平衡。鄉鎮企業村村點火，寨寨冒煙，帶來比較嚴重的環境污染。我國人多地少、人地關系緊張的國情在成都市也十分突出，人均耕地只有0.8畝；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戶的小規模經營普遍存在，對農業集約化、規模化經營形成很大的障礙；同時，農村大量富余勞動力的存在不利于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使得農業勞動生產率遠遠低于工業勞動生產率。此外，還存在著農民收入增長乏力、就業壓力大、產業結構不合理、消費需求不足等問題。成都市委和市政府認識到這些問題與全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問題有相似之處，而且極大地限制了成都市現代化發展的步伐。這些矛盾和問題的深層次原因都與城市化滯后、城鄉二元社會結構有很大關系；另外，他們還認識到從長遠來看，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措施是加快城市化進程，有組織、有計劃地組織農村富余勞動力離土離鄉，向城市和第二、第三產業轉移。“三個集中”是成都市推行城鄉一體化的重要實踐活動。
科學的城鄉統籌規劃是我國城市化健康快速發展的重要依據，即城鄉規劃一體化、產業布局一體化、就業和社會保障一體化、基礎設施建設一體化、社會事業發展一體化、政策措施一體化。把“三個集中”原則，在規劃思路中加以貫穿，將城鄉統籌的思想在規劃中加以體現；把提高土地集約化利用水平，優化城鄉互動的產業形態，構建城鄉融合的發展空間，在規劃管理中加以落實。它們充分體現了城市文明向郊區和農村地區的輻射和延伸，形成了“以城帶鄉”、以工補農的機制。
因地制宜、走多樣化的城鄉一體化道路，是我國城市化發展的客觀要求。城鄉一體化不是城鄉一樣化，實踐證明，盲目模仿、照搬是違背科學發展的做法，只會以失敗而告終。成都市在推進城鄉一體化的過程中，根據各區縣的自然條件、歷史文化、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他們并不強調按照一種模式去發展，而是強調各地要根據各自的實際，解放思想，大膽創新，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的目標。強調在有條件的地區重點推行“三個集中”，對于暫時不具備“三個集中”條件的農村地區，則積極發揮城市支持農村的作用，大力實施“農村發展環境建設、農業產業化經營和農村扶貧開發”三大工程，重點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在落實農民向城鎮集中的過程中，他們一方面強調宜聚則聚、宜散則散、以聚為主的原則；另一方面他們要求保護當地的文化傳統，在農民居住區的建設上，一些地區保留了當地四川民居的建筑風格，避免了全國其他地區出現的“千城一面、千篇一律”的現象。因此，才有了錦江區的“五朵金花”、“永康模式”、“溫江模式”、“雙流模式”、“青羊模式”，從而出現了城鄉一體化“百花爭艷、百花齊放”的局面。
深化改革、制度創新，是實現城鄉一體城市化發展的重要保障。我國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形成除了歷史的原因之外，還有城鄉二元的制度建構。制度的障礙是全國城市化發展的一個難題，要實現城鄉一體的城市化發展，首先要求我們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實際，不斷地改革和調整生產關系，破除阻礙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體制和機制。 (向春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