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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根據國家統計局初步測算，200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335353億元，如果以2009年人民幣對美元6.8310的平均匯率計算，我國人均GDP將近4000美元，這標志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重要轉折時期，經濟社會將逐漸由生存型社會進入發展型社會的新階段，經濟增長由數量型增長向質量型增長轉變，國家盈利模式將出現重大轉型。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美、日、歐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相繼實現了人均GDP4000-5000美元的跨越。歷史經驗表明，雖然國與國之間存在較大的差異，但經濟增長結構轉換點與人均GDP水平存在基本的一致性。從這些發達國家的經驗和國際經濟發展軌跡來看，人均GDP超過4000美元的國家和地區，在向高收入國家和地區行列邁進時，經濟發展有許多顯著的共性特征。
首先，經濟發展模式出現新動向。歷史經驗和國際研究表明，人均GDP達到4000美元往往會成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的分水嶺，其經濟社會的發展往往存在較大變數。處理得當，通常會出現一個較長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并在較短時間內實現人均GDP的更高突破；反之，則可能出現經濟震蕩，徘徊不前，甚至倒退。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歐美發達國家與拉美、東亞國家在相近的時期實現了人均GDP4000美元的突破，日本、韓國和歐美發達國家成功跨越這道“分水嶺”，大力調整產業結構，發展重工業，實施出口替代戰略，成功實現了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經濟普遍保持了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長，并很快實現人均GDP5000美元甚至10000美元的突破。
而處于大致相同起跑線上的拉美國家，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自身體制與機制的更新進入臨界，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階段由于經濟發展自身矛盾難以克服，發展戰略失誤，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階段。究其原因主要是這些國家長期以來只注重財富增長，而忽略了財富分配。首先是收入差距過大，中間階層的“夾心化”、造成內需增長不振；其次是城市化進程中形成新的二元結構，貧富差距和社會安全的缺失激化社會矛盾。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馬來西亞等，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并且見不到內需增長的動力和希望。
其次，經濟發展動力結構發生新變化。在人均GDP水平達到3000美元左右的水平已具備經濟增長結構轉換的條件。而部分發展經濟學家，如劉易斯、錢納里、羅斯托等的工業化理論與發展階段理論，也可以幫助我們判斷當前我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正處于經濟增長結構轉換的臨界點上。人均400美元左右階段，技術創新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驅動力。經濟增長的驅動力主要可劃分為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四大動力。人均GDP達到4000美元后，發達經濟體逐漸放棄“以資源促發展”、“以市場換技術”、“以利潤換資本”等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的前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由以主要依靠投資驅動逐步轉向主要依靠創新驅動，技術創新逐漸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驅動力。
第三，產業結構出現新變化。第三產業上升為主導產業。產業結構變化是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內容。“配第—克拉克定律”，以及錢納里、庫茲涅茨的研究，都闡述了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產業在GDP中的比重將呈明顯下降趨勢，產業結構的重心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產業結構趨向高級化的規律。從第二產業內部結構看，重工業的比重逐步提升；從整體產業結構看，第三產業將逐漸取代第二產業而居于主導地位。人均GDP在達到4000美元之前，經濟發達國家基本處于工業化時期，“投資主導—工業推動”的組合是其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人均GDP超過4000美元之后，由于消費快速擴張，服務業迅速崛起，“消費主導-服務業推動”的組合逐漸成為新的增長動力，第三產業比重超過60%而成為主導產業，產業結構呈現高級化。
第四，微觀基礎結構出現新變化。跨國公司成為經濟實力的主要載體。企業實力是國家經濟實力的基礎。工業化初級階段，廣大中小企業是產業的重要支柱力量。隨著經濟的持續發展，社會步入后工業化時代，人均GDP超過4000美元后，企業規模逐漸擴大，大企業數量快速增加，跨國公司或企業迅速崛起壯大，成為發達國家經濟實力的主要載體，帶動人均GDP迅速向更高階段跨越。例如，從1965年到1980年，美國年營業收入在50萬美元以上的大型企業比重從2.4%上升到5.4%；資產在1億美元以上的大型、超大型公司從0.13萬個上升到0.61萬個，增長了3.69倍；資產排名前100名公司的資產集中度達到46.7%。
第五，勞動力與就業結構出現新變化。大多數發達國家在進入人均4000美元后，也伴隨著人口結構和就業結構的巨大變化，出現了 “劉易斯拐點”，從而進入了生產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階段，這一階段發達國家積極提高人口素質,與人力資源相關的一切領域，都發生了重大調整，特別是在勞動分工、產業結構、就業結構，以及儲蓄、消費、投資、社會保障等領域發生深刻變革。
第六，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出現新變化。中產階層崛起成為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人均GDP達到4000美元后，經濟體發生的一個直觀明顯的變化就是中產階層迅速擴大。在現代發達國家中，中產階層人數眾多，如在美國、日本、歐盟等國家和地區，中產階層占全社會家庭總數的比重都在70%以上。中產階層是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是市場消費的主體，具有強勁的購買力，是消費需求持續擴大的主要來源。同時，中產階層的形成，是推動社會結構由“金字塔型”向“橄欖型”轉變、促進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中產階層是發達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撐，對人均GDP向更高階段跨越發揮了重要作用。
最后，對外經濟結構出現新變化。一國的經濟發展歸根到底取決于本國資本的積累能力和資源使用效率依靠外來資本集聚來支撐工業化進程的格局是不能持久的。根據鄧寧的投資發展路徑(IDP)理論，一國的凈對外直接投資NOI，即對外直接投資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差額，是一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函數。到達一定階段時（人均2000-4750美元）,進行投資階段的轉變就成為必然選擇。而推動這一轉換的關鍵是提高對外投資的收益率，促進本國資本競爭優勢的形成。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盈余是衡量一個國家對外經濟成熟度的重要指標。一般而言，經常收支持續保持盈余，貿易服務性收支縮小，所得收支盈余以及對外資產余額增加的情況表明一國正在向成熟的債權國過渡。比如上世紀80年代后日本國際收支經常項目中的所得收支盈余超過貿易盈余，表明日本對外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已經開始從“商品輸出為主”向“資本輸出為主”轉變，日本經濟也開始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金融危機給了我們一次深刻反思和學習的機會。當前我們的國家盈利模式正面臨著深度轉型的重大挑戰，長期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要素紅利、人口紅利以及全球化紅利的勢能都在衰減，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長逐漸回歸常態增長，以大量增加資源資金投入維持的粗放型增長模式已走到盡頭。2009年中國財富增長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節點，中國能否通過動力結構、需求結構、產業結構、要素結構、對外經濟結構等增長格局的調整和結構轉換，跨越難以逾越的“中等收入陷阱”，將是中國真正邁向經濟發展更高階段的關鍵。看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中國還任重道遠。（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