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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二、美國金融監管改革尚不可能求解的三大難題
此次通過的美國金融監管法案的確賦予了監管機構更大的權力，使其能夠更及時發現未來可能出現的危機并作出應對。但是，法案更多考慮的是如何發現和解決危機而不是從根本上阻止危機的發生。
首先，美國監管改革大方向值得肯定，不過，美聯儲權力空前龐大的全能型監管機構也可能帶來一些問題：其一，美聯儲的金融監管職能與美聯儲制定并執行貨幣政策的職能是否出現沖突？美聯儲在大權在握的前提下能否繼續保持其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美聯儲能否在各個不同的政策目標之間取得平衡，而不是短視行為。其二，誰來監管美聯儲？現在能否對真正掌握實權的美聯儲構成有效制衡還未可期。而一旦具有“系統重要性”的監管機構對形勢出現誤判，其危害可能更大。次貸危機表明，危機的爆發與美聯儲貨幣調控失誤有很大關系。今后，美聯儲如何規范自己的決策？這將涉及到全球監管體系如何構建和政策監督的問題。
其次，新法案仍遺留一些未解難題，如“兩房”等問題。金融危機以來，接受政府救助的銀行、汽車制造商等都紛紛走出困境并扭虧為盈，只有被美國政府接管的“房地美”和“房利美”損失仍在繼續擴大。目前，“兩房”已合計動用了美國聯邦政府1450億美元救助資金，兩房債券占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的近五成（截至7月初，兩房債券占美聯儲資產的47.9%）。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預計，按照目前方式運作下去，2009至2019年，“兩房”將總共花費納稅人近4000億美元。
法案效果之所以難以預料，更重要的是其在實施過程中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例如，新法案限制銀行自營交易及高風險的衍生品交易，那么如何區分銀行高風險、與客戶無關的交易與合理的流動性管理投資活動？再如，新設立的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有權認定哪些金融機構可能對市場產生系統性沖擊，從而在資本金和流動性方面對這些機構提出更加嚴格的監管要求。但是，具體認定標準又該如何確定？
最后，失衡的國際債務循環體系還沒有被徹底打破，美國依舊是“負債型經濟”發展模式。事實上，全球金融危機不僅是逆差國與順差國，消費國與生產國之間的不平衡，更是債務國與債權國之間的不平衡。美國經濟的運作模式，從本質上說嚴重依賴兩條主線：第一條是政府支出，收入和支出之間的差額由發行國債來補充。第二條主線是居民消費，居民消費來源中很大的比例是銀行消費信貸，銀行發放貸款后通過資產證券化，歸根到底居民負債消費的來源是資產支持證券的購買方。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債務經濟才是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在債務經濟的循環過程中，一方是美國經常項目持續的巨額逆差和資源性商品輸出國、新興市場國家日益增長的經常項目盈余，另一方則是充斥著全世界的美國發行、美元計價的各種金融資產，尤其美國發行的巨額債券進入到各國官方的外匯儲備和債券市場，為美國財政赤字和債務融資做出了“隱性貢獻”。2009年，美國聯邦政府對內債務達8.6萬億美元，對外債務為13.7萬億美元，幾乎占GDP的90%，美國已經進入債務快速增長的通道。從未來的趨勢看，美國這種債務循環并沒有發生本質性改變，消費型國家、生產型國家、資源型國家的債務債權鏈條也很難被打破。
對于中國而言，中國金融監管體系進行全面改革的時機因為這場危機而提前成熟。雖然，我國處于金融潛化階段，金融結構、金融資產與資源分布以及金融資產管理組織發展還比較滯后，但是隨著外部風險的加大和本土金融體系的發展，我國建立符合現代金融風險特征的，涵蓋制度監管、市場監管、全程監管、協同監管等形式的監管框架，已是大勢所趨。未來金融監管體系正在成為新的博弈的杠桿，金融監管也成為國家新的核心競爭力。因此，中國也需要認真思考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定位，除了建立符合現代金融風險特征的，涵蓋制度監管、市場監管、全程監管、協同監管等形式的監管框架外，如何在全球資本流動風險的監管、各國匯率波動的監管以及紅利分配方面，參與全球監管體系建設，如何改變中國“貿易大國、金融小國”的格局，推動國際貨幣體系重建已經刻不容緩。（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