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十年中國要素結構面臨重大趨勢性轉變
|
|
要素紅利期滿中國經濟恐受沖擊
未來十年中國要素結構面臨重大趨勢性轉變，隨著我國要素紅利期滿，傳統國家盈利模式受到嚴重沖擊，要素結構整體升級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大趨勢。
2011年是中國經濟第三新的三十年的開始，也將是中國經濟由高速發展向常規發展的想“新時期”，中國經歷了十年“超高速增長”，年均GDP同比增速達10.48%。“九五”、“十五”和“十一五”期間，我國經濟增長年均計劃目標分別是8%、7%和7.5%，這其中有勞動力供給的快速增長，高儲蓄率支持的資本存量的擴張，以及生產效率的提高這三個方面的貢獻。
然而，從未來趨勢看，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導致的勞動力供給的變化、由政策和人口結構導致的儲蓄率變化，以及由勞動力再配置格局導致的全要素生產率都會出現變化。
一直以來“人口紅利”都被認為是造就“中國經濟增長奇跡” 的重要源泉。據世行估計，“人口紅利”的結構性優勢對中國經濟高增長的貢獻度達到了30%以上。隨著人口結構轉變的完成，長期以來支撐中國經濟高增長的“人口紅利”開始衰減。未來十年中國的“人口紅利”優勢將會逐步衰減，勞動力供給增速下降、勞動力成本提升，整體經濟進入了生產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階段，這也就預示著現代工業部門已經不能再用“不變工資制”來吸收“無限供給”的勞動力，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動下逐步回補，這樣工業部門的利潤有可能越變越薄，資本形成的增長將會有一定程度的放緩，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減少，中國GDP潛在增長率將出現趨勢性下降。
而與此同時，伴隨著我國勞動力大規模再配置的進程趨于尾聲，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也將趨于減速。2010年我國第二產業增加值占比已達到46.9%，超過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國家的歷史峰值。據此判斷，第二產業很難再出現大的擴張，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將會出現下降，并且更多地轉向第三產業。
當前，我國正處于“人口紅利”下降的通道之中。首先是總體勞動力人口的下降。最新數據顯示，中國勞動人口比重十年來首次下降。2011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為74.4%，比上年微降0.10個百分點。其次是“劉易斯拐點”的出現，農村還能再轉移出來的剩余勞動力量的數量已經不是那么多了。再次，是中國老齡化程度，中國第6次人口普查人口老齡率為8.9%，但2050年左右大概30%，中國老齡化的程度開始在加強。隨著“人口紅利”衰竭和“劉易斯拐點”的到來，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將會放緩。未來中國的城鎮化將由加速階段轉變為減速階段，預計今后城鎮化平均每年提高的速度將保持在0.8-1個百分點左右，很難再現“九五”、“十五”期間每年1.35 -1.45個百分點的增幅。
第二是“資源紅利”衰減后經濟增長面臨的資源環境瓶頸。中國特有的“過度工業化、過度出口依賴、過度投資驅動、過度粗放增長”的模式，已經嚴重威脅到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的上限，它的上限就是資源供給約束、環境質量約束、生態容量約束、氣候變化約束。多年來，廉價的自然資源價格為中國制造業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條件，但也由此造就了經濟增長中的高能耗、高污染現象。由于資源本身具有難以再生的特性，因此以不斷耗竭資源為代價的經濟發展模式必將不可持續。許多資源具有生產的投入要素和消費品的雙重屬性，環境質量的下降、能源供給和水資源供給的不穩定性、生態環境的惡化將使中國面臨長期增長約束。
傳統模式增長已到極限倒逼中國增長動力“換擋”。從中長期看看，金融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嚴重打擊了發達國家的支出能力，導致由發達經濟體主導的全球總需求出現明顯下降，出現了需求不足和供給過剩的結構性沖突。特別是在全球外部不平衡逆轉、全球分工體系格局日趨穩定、中國出口產品集中度不斷上升所逐步界定的國際市場容量、勞動和資源成本上升和匯率升值的壓力以及逆周期的貿易政策盛行五大因素的影響，未來出口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和主要源泉難以維持，并將步入遞減區域，中國依靠增加勞動力投入、加快資本形成以及“要素驅動型”模式已到盡頭，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亟待實現重大轉換。
未來十年，加快要素結構升級，通過人力資本提升、技術提升以及全要素生產率提升，促進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從“要素驅動型”向“創新驅動型”轉變已經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當然，在整體要素結構升級的過程中要符合經濟發展規律，要和資源稟賦相適應，結構調整也不要過于劇烈，這樣可以避免在“要素紅利”形勢逆轉下，比較優勢出現真空的狀態。因此，現在最好的延續方式就是拉動內需，一邊升級產業結構，一邊挖掘要素紅利的潛在空間。（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