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增長結構將出現趨勢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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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經濟增長下行與08年期間有何本質不同？中國長期賴以高增長的宏觀格局到底出現了怎樣的實質性變化，對于這些因素的深入分析，讓我們認識真正找到保持經濟健康發展的藥方。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至今，我國經濟歷經了兩輪比較明顯的下行周期：2008二季度至2009年一季度、2010三季度至今。與上輪相比，本輪經濟下行的幅度和速度、背后發揮作用的中長期結構性因素都與上輪有非常大的不同。
兩輪經濟下行周期呈現“一急一緩”態勢。與2008-2009年相比，本輪下行周期的幅度和速度都相對緩和。2008年雷曼倒閉后，全球經濟金融形勢劇烈動蕩，我國經濟增長出現急速下行，GDP季度環比折年率從2008年二季度的10.3%急速下滑到四季度的4.0%。本輪下行速度則相對緩和、幅度相對較小，盡管同比創下近三年來最低單季增幅7.6%的水平，但GDP季度環比折年率從2010年三季度的10.1%下行到2012年二季度的6.3%，未及上一輪下降幅度之大。
今年以來，在內外需求萎縮、周期性和結構性因素的疊加作用下，中國經濟面臨著金融危機以來第二次的增長威脅：“投資、消費、出口”同步回落，供給端與需求端同步趨緊。企業利潤率、財政收入、工業生產、出口訂單、房地產價格等全面下滑。經濟增速的加速下滑，考驗的是政府對于經濟減緩的容忍度。“保增長”目標的優先級再次提升，說明決策層對增長憂慮加大，也在用新一輪的政策刺激極力抵抗經濟增長率的下行。
然而，穩增長政策力度加大，短周期見底在即，但難改長周期放緩的趨勢。與上一輪相比，中長期結構性因素對當前中國經濟下行的影響因素更大。2008-2009年的經濟快速下行有兩大拉動因素：一是外需大幅下滑。2008年11月起出口同比增速開始負增長，2009年5月下滑至-26.5%的歷史最低點，凈出口拉動全年GDP負增長3個百分點。相比而言，本輪外需下滑相對平緩，從2010年的30%下行至目前10%的水平，預計凈出口對2012年GDP增長的貢獻約-0.4個百分點。二是企業“去庫存化”。金融危機中大宗商品價格暴跌帶動企業出現急速、劇烈的“去庫存化”，制造業投資驟然萎縮。與上一輪經濟下行周期最大的不同是中國持續高增長的條件，中長期結構性因素以及宏觀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變化：
首先，來自于全球增長格局的演變。在全球外部不平衡逆轉、全球分工體系格局日趨穩定、中國出口中國出口產品集中度不斷上升所逐步界定的國際市場容量、勞動和資源成本上升和匯率升值的壓力以及逆周期的貿易政策盛行五大因素的影響，未來出口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和主要源泉難以維持，并將步入遞減區域。這意味著外需放緩趨勢的中長期化。2000至2007年，中國出口經歷了年均23%的高速增長，對GDP增長的年均貢獻約3個百分點，增長動力主要來源于特殊的國際與國內背景，以及加入世貿組織等制度性紅利，未來很可能無法復制。一方面，發達國家（G3）2000至2007年間年均2.8%的GDP快速增長已經無法持續。金融危機中，美、歐政府債臺高筑導致財政政策被迫緊縮，增長潛力很可能從過去的2.8%左右下降到1.5%。根據歷史上發達國家增長與中國出口的相關性，發達國家GDP 增長減速1個百分點，中國出口增長就會減速近7個百分點。另一方面，近年來由于資源、勞動力成本上升等結構性因素（圖9），我國具有傳統比較優勢的勞動型密集型行業，如服裝、制鞋、家具、電子零部件等正在面臨來自越南、印度、印尼、斯里蘭卡等成本更低國家的挑戰。綜合考慮以上因素，未來中國年均出口增長很可能只有10%的水平，為2000至2007年均增長率的一半左右。
其次，勞動生產率等供給因素拉動經濟潛在增長水平下移。從未來趨勢看，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導致的勞動力供給的變化、由政策和人口結構導致的儲蓄率變化，以及由勞動力再配置格局導致的全要素生產率都會出現變化。一直以來“人口紅利”都被認為是造就“中國經濟增長奇跡” 的重要源泉。據世行估計，“人口紅利”的結構性優勢對中國經濟高增長的貢獻度達到了30%以上。隨著人口結構轉變的完成，長期以來支撐中國經濟高增長的“人口紅利”開始衰減。未來十年中國的“人口紅利”優勢將會逐步衰減，勞動力供給增速下降、勞動力成本提升，整體經濟進入了生產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階段，這也就預示著現代工業部門已經不能再用“不變工資制”來吸收“無限供給”的勞動力，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動下逐步回補，這樣工業部門的利潤有可能越變越薄，資本形成的增長將會有一定程度的放緩，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減少，中國GDP潛在增長率將出現趨勢性下降。
而與此同時，伴隨著我國勞動力大規模再配置的進程趨于尾聲，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也將趨于減速。2010年我國第二產業增加值占比已達到46.9%，超過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國家的歷史峰值。據此判斷，第二產業很難再出現大的擴張，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將會出現下降，并且更多地轉向第三產業。
當前，我國正處于“人口紅利”下降的通道之中。首先是總體勞動力人口的下降。最新數據顯示，中國勞動人口比重十年來首次下降。2011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為74.4%，比上年微降0.10個百分點。其次是“劉易斯拐點”的出現，農村還能再轉移出來的剩余勞動力量的數量已經不是那么多了。再次，是中國老齡化程度，中國第6次人口普查人口老齡率為8.9%，但2050年左右大概30%，中國老齡化的程度開始在加強。隨著“人口紅利”衰竭和“劉易斯拐點”的到來，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將會放緩。未來中國的城鎮化將由加速階段轉變為減速階段，預計今后城鎮化平均每年提高的速度將保持在0.8-1個百分點左右，很難再現“九五”、“十五”期間每年1.35 -1.45個百分點的增幅。
最后是，“資源紅利”衰減后經濟增長面臨的資源環境瓶頸。中國特有的“過度工業化、過度出口依賴、過度投資驅動、過度粗放增長”的模式，已經嚴重威脅到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的上限，它的上限就是資源供給約束、環境質量約束、生態容量約束、氣候變化約束。多年來，廉價的自然資源價格為中國制造業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條件，但也由此造就了經濟增長中的高能耗、高污染現象。由于資源本身具有難以再生的特性，因此以不斷耗竭資源為代價的經濟發展模式必將不可持續。許多資源具有生產的投入要素和消費品的雙重屬性，環境質量的下降、能源供給和水資源供給的不穩定性、生態環境的惡化將使中國面臨長期增長約束。
傳統模式增長已到極限倒逼中國增長動力“換擋”。從中長期看看，金融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嚴重打擊了發達國家的支出能力，導致由發達經濟體主導的全球總需求出現明顯下降，出現了需求不足和供給過剩的結構性沖突。特別是在全球外部不平衡逆轉、全球分工體系格局日趨穩定、中國出口產品集中度不斷上升所逐步界定的國際市場容量、勞動和資源成本上升和匯率升值的壓力以及逆周期的貿易政策盛行五大因素的影響，未來出口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和主要源泉難以維持，并將步入遞減區域，中國依靠增加勞動力投入、加快資本形成以及“要素驅動型”模式已到盡頭，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亟待實現重大轉換。
未來十年，加快要素結構升級，通過人力資本提升、技術提升以及全要素生產率提升，促進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從“要素驅動型”向“創新驅動型”轉變已經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因此，我們必須意識到，中國由“超高增長”到“次高增長”，甚至是“中速增長”的長期拐點，任何逆周期的調控和刺激性政策都改變不了這一趨勢，接受現實，順應經濟發展規律，把經濟增長的重心放在推動整體戰略轉型和深層次改革上來。（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