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將告別廉價資本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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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國正處于一個經濟發展的大拐點，中國將逐步告別依托于“儲蓄過剩”的廉價資本時代，一直靠低價格補貼全球化紅利的中國正走上一條要素價值重估的調整之路。如何應對成本優勢不再的經濟增長格局將是中國最大的中長期挑戰。
本質而言，多年來，生產要素價格低估是中國現有經濟增長模式以及經濟內外失衡和產業結構低級化的癥結所在。中國以其低勞動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環境成本和較好的產業配套體系克服了資本邊際收益遞減的規律，使得中國成為全球的價值洼地。然而，隨著中國要素紅利的減少以及資源價格等一系列制度性改革的推進，不可避免地，生產要素價格的重估將是對中國經濟結構的一種強制性調整。
從勞動力、環境和資本全球化等基本要素看，中國享受基礎要素的“紅利期”很快就要期滿。第一，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導致的勞動力供給的變化、由政策和人口結構導致的儲蓄率變化，以及由勞動力再配置格局導致的全要素生產率都會出現變化。一直以來“人口紅利”都被認為是造就“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重要源泉。據世行估計，“人口紅利”的結構性優勢對中國經濟高增長的貢獻度達到了30%以上。隨著人口結構轉變的完成，長期以來支撐中國經濟高增長的“人口紅利”開始衰減。
首先是總體勞動力人口的下降。最新數據顯示，中國勞動人口比重十年來首次下降。2011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為74.4%，比上年微降0.10個百分點。其次是“劉易斯拐點”的出現，農村還能再轉移出來的剩余勞動力量的數量已經不是那么多了。再次，是中國老齡化程度，中國第6次人口普查人口老齡率為8.9%，但2050年左右大概30%，中國老齡化的程度開始在加強。隨著“人口紅利”衰竭和“劉易斯拐點”的到來，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將會放緩。未來中國的城鎮化將由加速階段轉變為減速階段，預計今后城鎮化平均每年提高的速度將保持在0.8-1個百分點左右，很難再現“九五”、“十五”期間每年1.35 -1.45個百分點的增幅。
其實，“人口紅利”從來不是永久性的增長因素。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國家，隨著人口結構轉變的完成，這種特殊的增長因素最終要消失殆盡，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不斷提高而帶來的高生產率與高儲蓄率導致較高的資本積累現狀將不復存在，但是其他發達國家能夠通過技術創新來彌補人口紅利下滑帶來的沖擊，而中國情況卻令人憂慮，從現實情況看，技術創新乏力導致勞動生產率等供給因素拉動經濟潛在增長水平下移。
第二，“資源紅利”衰減后經濟增長面臨的資源環境瓶頸。中國特有的“過度工業化、過度出口依賴、過度投資驅動、過度粗放增長”的模式，已經嚴重威脅到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的上限，它的上限就是資源供給約束、環境質量約束、生態容量約束、氣候變化約束。多年來，廉價的自然資源價格為中國制造業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條件，但也由此造就了經濟增長中的高能耗、高污染現象。由于資源本身具有難以再生的特性，因此以不斷耗竭資源為代價的經濟發展模式必將不可持續。許多資源具有生產的投入要素和消費品的雙重屬性，環境質量的下降、能源供給和水資源供給的不穩定性、生態環境的惡化將使中國面臨長期增長約束。
第三，全球廉價資本時代行將結束。從中長期來看，全球資本流動格局正在發生重大改變。金融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嚴重打擊了發達國家的支出能力，導致由發達經濟體主導的全球總需求出現明顯下降，出現了需求不足和供給過剩的結構性沖突。以往經濟全球化中的過度消費、過度借貸、過度福利、過度出口的失衡關系正在被打破：一方面，受消費需求收縮，信貸規模萎縮、債務重組以及“再工業化”的推動，發達經濟體貿易赤字有望減少，與此同時，外部需求疲軟，貿易匯率風險、激生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也降低了新興經濟體的貿易貿易盈余的水平，全球貿易收支開始趨于平衡；另一方面，全球投資回報率、儲蓄—投資組合、風險偏好水平等因素的趨勢性改變，也將影響全球資金流向，并抑制大規模資本流入中國。
事實上，從要素數量帶來的紅利轉向要素效率帶來的紅利，是一國發展動力機制的變化，是一國發展方式的進一步升級。當中國低成本優勢和廉價資本紅利不再的時候，中國必須通過技術創新、人力資本積累、知識產權保護，以及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來化解成本上升帶來的壓力，優化資源要素配置，加快從價值鏈的低端逐步走向中高端。無論如何，告別經濟低效增長的模式將是中國經濟面臨的持久性挑戰。（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