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性減速是本輪經濟下行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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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減速到底是內部原因，還是外部沖擊？這是認識當前中國經濟形勢的關鍵因素。中國經濟當前處于周期回落和結構調整的壓力集聚期，這同時體現在經濟總量增長放慢和經濟結構出現調整兩個方面。由于中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與周期性問題的疊加，放大了外部沖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同樣的外部沖擊，扭曲的經濟結構會做出更大的反應。
一直以來，三季度宏觀經濟數據都是判斷全年走勢最為關鍵的指標，面對著撲朔迷離的國內外復雜形勢，今年更是如此。如果按同比增速看，前三季度GDP一季度同比增長8.1%，二季度同比增長7.6%，三季度同比增長7.4%，“逐季回落”態勢特征明顯，然而，如果按季調后的環比增速看，卻呈現出相反的“逐季走高”態勢：從一季度的1.5%回升至二季度的2.0%和三季度的2.2%，顯示宏觀經濟已經“緩中趨穩”，步入筑底回升通道。此外，在宏觀刺激政策集中發力的作用下，9月份官方PMI指數結束“四連跌”、“三駕馬車”恢復增長動力，M1、M2同步大幅反彈都顯露出“穩增長”的積極信號。
短期增長無需多慮，但長期增長仍存憂慮。與金融危機時的經濟減速比起來，本輪經濟減速最大的不同是中國持續高增長的條件、中長期結構性因素，特別是全球化基本面、要素基本面等正在發生趨勢性變化，中國開始真正步入增長動力轉換的年代。
改革開放外向型發展戰略的提出使我國的外源性增長效率得到提高。與此同時，對外依存度大幅提高和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其中進出口比值占GDP比重從改革開放初期的9.7%上升到2008年的66.2%。入世十年來，我國的貨物貿易額由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其中，出口規模增長了4.9倍，進口規模增長了4.7倍，2009年在世界貿易中的份額達到9.6%，成為全球第一出口大國。
然而，這一切正在發生改變，以往經濟全球化中的過度消費、過度借貸、過度福利、過度出口的失衡關系正在被打破，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總需求不斷萎縮，出口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和主要源泉難以維持，并將步入遞減區域。
危機也是全球經濟完成新一輪調整和重新排序的有利時期。經歷了金融危機的洗禮，轉變發展方式、重建國際競爭優勢和提升國際地位已經成為各個國家和地區的重要戰略任務。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政府力推“再工業化”戰略，但美國所指的“再工業化”絕不是簡單的“實業回歸”，而是在二次工業化基礎上的三次工業化，實質是以高新技術為依托，發展高附加值的制造業，比如，先進制造技術、新能源、環保，信息等新興產業，從而重新擁有強大競爭力的新工業體系，此外，北歐、韓國等國制造業強勢趕超也對中國形成了強大的競爭壓力。
從勞動力、技術和資本等基本要素看則發生了更大的變化，享受基礎要素的“紅利期”很快就要期滿。從未來趨勢看，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導致的勞動力供給的變化、由政策和人口結構導致的儲蓄率變化，以及由勞動力再配置格局導致的全要素生產率都會出現變化。“人口紅利”從來不是永久性的增長因素。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國家，隨著人口結構轉變的完成，這種特殊的增長因素最終要消失殆盡，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不斷提高而帶來的高生產率與高儲蓄率導致較高的資本積累現狀將不復存在，但是其他發達國家能夠通過技術創新來彌補人口紅利下滑帶來的沖擊，而中國情況卻令人憂慮，從現實情況看，技術創新乏力導致勞動生產率等供給因素拉動經濟潛在增長水平下移。
一般而言，技術進步對 GDP的貢獻率超過70%、創新生產率對 GDP的增長貢獻率超過50%、R&D經費占GDP的比重超過2%、對外技術依存度小于30%等是國際上比較共識的創新型國家的基本標準。盡管美國債臺高筑，財政捉襟見肘，但在科技投入上卻并不吝嗇。以2007年為例，美國R&D經費3682.7億美元，占 GDP的比重達到2.68%，人均 R&D經費1265.7美元；與之相比，中國目前R&D經費487.7億美元，占 GDP的比重僅為1.49%，人均 R&D經費僅為37美元。
當前，美國等發達國家憑借領先的基礎研究能力、強大的高新技術和創新優勢，率先搶占制造業制高點，加緊從技術、標準、規則和市場等方面設置門檻，使我國企業向價值鏈高端升級的難度增大，整體面臨十分被動的局面。
因此，我們必須意識到，中國由“超高增長”到“次高增長”，甚至是“中速增長”的長期拐點，任何逆周期的調控和刺激性政策都改變不了這一趨勢，著眼于長遠，把經濟增長重心放在推動內部整體戰略轉型和深層次改革上面才是關鍵。（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