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增長格局轉換新時期正加速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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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對于中國注定是具有非凡意義的一年，不僅中國政治格局出現新變化，傳統國家盈利模式也面臨新拐點。十八大將決定著中國未來十年乃至更長時期的發展道路，中國增長格局轉換的新時期正加速到來。
數據顯示，十六大（2002年）以來，扣除價格因素，中國2011年GDP總量較2002年增長了1.5倍；人均GDP增長了1.4倍。而今，胡錦濤主席再次在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指出，要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地目標。根據測算，若要在十年中完成上述兩項目標，需要達到年均7.2%的增速，延續高增長中國讓將面臨非常大的挑戰。
中國為什么能長期持續高增長，主要得益于三大紅利：“要素紅利、改革紅利和全球化紅利”，這三大紅利支撐了中國黃金發展30年。首先是要素紅利。過去30年改革期間，勞動力優勢是催生東中國出口導向模式的主要原因，較低的勞動力價格和特定的經濟制度導致產出分配趨于懸殊，衍生出高儲蓄、低消費的結構特征。1978年GDP中間儲蓄率占38%，2007年的時候占到了51%。經濟的高速增長得益于低勞動力成本、高儲蓄、高投資、高資本形成。
其次是改革的制度紅利。改革紅利。按照標準的經濟學理論，決定一國增長的不僅有勞動和資本、技術等要素，而且還有制度驅動的經濟增長。而中國改革進程帶來的就是制度化變革產生的強大溢出效應。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偉大歷史轉折。從建立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的統分結合的農村雙層經營體制開始，到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到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再到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市場對資源配置發揮基礎性作用的經濟管理制度，可以說社會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政策性和體制性需求，為中國經濟30年持續的高增長釋放了巨大的活力空間。
而最重要的還有全球化紅利。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中國正趕上了全球產業與貿易分工體系重組的浪潮。美國等發達國家將傳統的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中的生產制造環節，甚至部分低端服務業大規模向外轉移，特別是有資源優勢、成本優勢、市場潛力和產業配套能力強的新興市場地區為中國提供機遇。特別是中國外向型發展戰略的提出，一方面使我國的外源性增長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對外依存度大幅提高和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中國全面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中。然而，在改革開放30年多年后的今天，制度變革、要素投入、全球化、人口紅利所提供的長期增長動力都在衰減，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長逐漸回歸常態增長，以大量增加資源資金投入維持的粗放型增長模式已走到盡頭。尤其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2010年的歐債危機及其引發的全球經濟格局之變更倒逼中國重新審視和調整未來的增長之路，中國正在進入一個增長格局不斷轉換地新時期。
第一， 外延型經濟增長向內涵型經濟增長的轉變。中國未來必須通過產業結構升級、加速人力資本形成、技術進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對經濟增長的溢出作用，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長向熊彼特式的內涵增長轉變。
第二， 由外向型經濟增長向內需型經濟增長轉變，而這也是實現世界經濟的再平衡的一次千載難逢的機遇。近年來世界消費與儲蓄格局一直都是“失衡并超常增長著”。全球失衡的體系中，“中國儲蓄、美國消費”，美國成為中國的消費主體，中國成為美國的儲蓄主體。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儲蓄-消費格局開始發生重大改變，其非常顯著的特征和趨勢就是中美都將向有利于本國均衡的方向收斂，中國龐大的內需市場將成為引領中國持續增長的新動力。
第三， 由主要依賴國際資本向培育壯大本土資本轉變。應該說，國際資本集聚能力的形成和大量國際資本在中國的使用，是中國加速工業化、市場化進程，迅速融入全球經濟的重要原因，這也決定了中國走上了以本國低級要素吸引外國高級資本要素的道路。
不過，一國的經濟發展歸根到底取決于本國的資本的積累能力和資源使用效率。今天中國在全球金融中的權重越來越大，擁有90萬億元人民幣的銀行資產、3.2萬億的外匯儲備的龐大資本規模，然而當前中國資本“量大質低”已經成為我國改革開放格局中的重大考驗，從貿易大國走向資本強國，中國能否實現由積極爭取貿易優勢向培育更高層次的資本競爭優勢轉變，如何尋求中國資本的競爭優勢，實現資本戰略的重大轉型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演進路徑。從立國到強國再到富國，中國走過了60年波瀾壯闊的歷程，中國已經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節點上，中國國家盈利模式能否實現新的轉變將決定中國未來60年的發展道路。（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