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小覷發達國家債務危機對新興經濟體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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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發達國家債臺高筑仍將是未來拖累全球經濟復蘇的最大隱患。資產負債表的艱難修復、中長期增長放緩以及主權債務危機解決的復雜性和艱巨性都決定著世界經濟的走向變得越來越不確定。然而，所謂“水落才能石出”，新興經濟體經濟、債務、金融三大風險仍需我們高度警惕。
相關主權債務研究表明，從1824年到2004年，世界各國共出現過257次主權債務危機或違約，但是以往主權債務危機的發源地大部均為發展中國家而非發達經濟體，其中，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1998年的俄羅斯債務危機和2001年的阿根廷債務危機是20世紀下半葉最為嚴重的三次債務危機，而我們當下發生的主權債務危機策源地則更多是西方發達國家。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政府試圖通過擴大其資產負債表、向金融、居民與企業部門提供刺激來減輕財富縮水的沖擊，進而控制去杠桿化的速度，私人部門的資產負債轉移至政府部門。根據IMF的數據，從2007年次貸危機開始至2010年，全球經濟體財政赤字占全球產出的比重平均上升了15個百分點，全球公共債務增加約15.3萬億美元，幾乎等于此前5年年均債務增加量的3倍，負債水平普遍比危機前的2007年提高了15%-20%，進而使使各國政府債券占比上升至35%左右。截止目前，全球主權債務達到了7.6萬億美元。在全球債務分布中，排名前10位的發達國經濟體外債總和，已經占到全球債務份額的83.8%。發達國家債務問題持續蔓延導致全球經濟復蘇同步放緩，由此使新興經濟體債務風險開始逐步暴露。
債務風險首先是來自于經濟增長放緩的挑戰。新興經濟體增長步伐各異，但幾乎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同步放緩。從增長態勢上看，中國經濟增長從高位“逐季回落”，三年多來首次季度增長“破8”的一年。此外，從GDP季度累計同比增長看，本輪經濟回調到三季度已持續了10個季度。這是我國自1992年以來回調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經濟增長也明顯偏離了2002-2011年10.6%的季度平均水平。而根據巴西三季度GDP同比增長0.9%，環比僅增0.6%，創下近年來的最低點；印度第三季度GDP增速從第二季度的5.5%下滑至5.3%；俄羅斯三季度GDP同比增幅僅為2.9%，遠低于上二季度的4%。
發達國家債務危機影響更加深遠的是對新興經濟體既有發展模式的沖擊。總體看，大部分新興經濟體發展模式可以概括為在“ 后發效益” 的基礎上，以豐裕資源或要素作為比較優勢參與全球分工，以出口驅動整體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這種經濟發展模式為許多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帶來了長達十多年的高速增長，但同時也蘊藏了兩大結構性風險：經濟結構失衡和對外依賴趨勢的加重。當前，發達國家債務危機通過出口收縮和信貸緊縮打擊了新興經濟體經濟的同時，也使一些國家 “高出口、高投資、高舉債”的對外依附型增長模式受到重大沖擊。
根據匯豐的調查，由于發達國家需求疲軟令制造業產出下滑，被調查的18個新興經濟體中有11個新訂單減少，整體采購活動在近四年來也首次下降，這直接導致貿易收支狀況出現惡化。從經常賬戶和財政余額占GDP比重這兩項指標來看，目前“金磚國家”中有三個國家(印度、南非、巴西)處于“雙赤字”情況，其中印度的情況尤為嚴峻，2011年印度財政赤字占GDP比重高達8%，經常賬戶逆差占GDP比重達到2.5%，而如果衡量債務占GDP比重指標的話，巴西和印度兩國為新興經濟體中政府債務比例最高的。IMF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末，印度政府債務總額占GDP之比已達68.1%，巴西為66.2%，均已遠超新興經濟體37.6%的平均水平。由于財政赤字高啟，經濟增長乏力，標普先后將南非和印度的主權評級展望由“穩定”調降至“負面”，并將印度的主權信用評級調至BBB-級。此外，越南、菲律賓、土耳其、羅馬尼亞、烏克蘭等新興市場國家也飽受“雙赤字”困擾。因此，不排除個別新興國家由于外部沖擊觸發債務危機的可能性。
金融風險方面，新興經濟體銀行資產質量問題也開始逐步暴露。由于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直接融資市場的有限體量，新興經濟體多數存在經濟“過度銀行化”特征，特別是儲蓄率較高的亞洲，表現為銀行資產負債表快速膨脹、信貸占GDP比率較高等。目前來看，新興經濟體銀行業的系統性風險正在上升。9月27日，穆迪宣布下調阿根廷30家銀行信用評級；8月，穆迪下調了越南最大私營銀行亞洲商業銀行的評級，而越南銀行業的總壞賬率已經從2008年的3%大幅攀升至10%；二季度，印度央行對100家銀行的調查結果顯示，銀行壞賬已經對印度金融系統構成了最大風險，新興經濟體尾部金融風險仍不容小視。
需要高度重視的是，經濟、債務和金融風險稍有不慎就會產生連鎖反應，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短期內亟須管控可能產生的風險，而長期看，加快調整失衡的經濟結構，轉變增長模式已經刻不容緩。（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