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最該期待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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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改革成功的關鍵在于能否設計出比較高效率的制度供給，而即將于11月9日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方案也將以如何通過推進市場化改革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并進而釋放增長紅利為核心。
從歷史經驗看，改革從來不會一勞永逸，改革必須“與時俱進”，當過去不徹底的改革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羈絆，當原來的正資產變成一種負資產，中國需要確定與執行新的改革路線，而三中全會的一個重要的改革路線就是以“市場化”為核心，打破當前的體制機制束縛，對資本、土地、要素等進行再配置，因此，進一步推動市場化改革是中國未來十年的大方向。
實際上，市場化改革是中國改革進程遵循的發展主線。1992年“南巡”之后，國家相繼通過了分稅制、國企改制、住房商品化、耕地保護制度等等改革，市場化改革為中國20年來的持續高增長釋放了巨大的活力空間。但是很大程度上講，大部分改革直走到了半途，甚至形成了行政和市場化“雙軌”狀態下的“二元化特征”。
市場市場經濟體系的“二元化特征”與政府對自身的角色定位密切相關。中國政府作為“強勢政府”迅速組織資源，是實現“增長奇跡”的關鍵，然而問題的關鍵在于，政府過度干預經濟、把動用資源變成常態化，變成政府代替市場。目前，各級政府正在通過不斷地擴權，壓制市場成長的空間。政府對微觀經濟直接干預管制以及對國有企業的隱性補貼，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對市場的替代，導致市場資源配置扭曲和信號失真。
歸根結底，推動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力量因素是通過資源的重新配置，來提高效率，而這必然依靠市場化力量。事實上，當前中國最大的約束并非需求約束而是供給約束，也即人口紅利減少、生產要素成本上升、全要素生產率滯后帶來的問題。因此，進一步深化勞動力、資源、利率、匯率等要素價格的市場體制改革，通過要素松綁釋放要素效率，而這必將涉及到政府自身更大的改革，對自身的權力做切割，這其中財政金融改革、國企改革以及政府改革是三中全會的三大主線。
從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看，中國信貸資金投放一直存在結構性矛盾，主要體現為信貸投放集中于政府項目、國有企業、大型企業與傳統行業，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與新興行業信貸支持力度不足。特別是近年來信貸資金向房地產領域與地方政府投資項目嚴重傾斜。目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與房地產貸款之和占全部貸款的比重近35%，對實體經濟產生了比較嚴重的擠出效應。因此，新一屆政府首要的是從財政和金融資源錯配入手，推動新一輪財稅體制和金融體制改革。
一方面，加快利率市場化、資產證券化以及直接融資等全方位金融體制改革，避免金融經濟偏離實體經濟的實際需求，疏通社會資金在金融體制內外的循環，實現金融體系建設的目標從資金籌集型向資源優化配置型轉變。另一方面，以優先調整事權、帶動財力重新配置為重點，重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責任，將涉及全國范圍內普適性的民生性支出責任上移，重新啟動事權與財政相匹配的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
國企改革方面，將新一輪改革的重心放在完善市場參與機制、打破壟斷，提升資源配置效率上。新一輪國企改革將以國有資產資本化為重點，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通過完善產業鏈，進行跨區域、跨所有制重組整合，大力推進企業內部資源整合，并積極利用資本市場和產權市場淘汰落后產能。特別是要打破資源和權力壟斷，構建開放競爭的公平秩序和環境，改變資本配置低效的局面。
而政府自身的行政體制改革同樣也釋放出進一步市場化改革的強烈信號。三中全會后下一步如何圍繞“權力下放”，全面轉變政府職能，進一步強化政府效率，才是推進政府改革的最核心一環。事實上，中國歷次機構改革都把轉變政府職能作為軸心。之所以效果不盡如人意，是因為未處理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
十八大以來，國務院已先后取消和下放了能源、交通、通信、文化等領域183項行政審批等事項。下一步，將積極有序有效地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繼續向市場、社會、企業放權，在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但與此同時，政府還必須承擔更大的提供公共服務產品的責任，中央政府要承擔起全國性、跨區域性事務方面的戰略規劃、方針政策、統籌協調、宏觀管理等方面的職責，推動面向全體國民的基本公共服務，把許多管理及服務職能轉移給社會和市場，通過切切實實的“放權”，真正讓三者各歸其位，從“強勢政府”轉向“高效政府”。（張茉楠?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戰略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