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品種的稀少助長了我國資產市場的畸形發展，也是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的主要障礙；打造回報在5%—15%且風險相當的投資產品市場是當務之急
作為快速成長中的新興市場經濟，中國的投資者正面臨著一個尷尬的局面：一方面，按名義GDP計算，近年來經濟擴張的速度接近15%；另一方面，投資者很難找到與經濟增長速度相適應的投資產品。
在過去的20年間（1987年—2006年），中國名義GDP的平均年增長速度為16.3%；在過去十年（1997年—2006年）和五年（2002年—2006年）間的名義增長率也分別達到了11.5%和14%。粗略估計，一個家庭或個人的投資年回報需要保持在15%左右才能恰好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好處。如果低于這一水平，家庭或個人的財產相對于整個經濟而言實際上在縮水。也就是說，這個家庭或個人變得相對更窮了。
近年來，國外資本大量涌入中國，看好的就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主要通過投資中國的實體經濟以獲取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紅利。保守估計，大多數國外投資者在中國追求的投資回報一般應該在15%—20%之間，超過經濟增長速度的部分可以理解為對中國進行投資的風險溢價。
對國內家庭和個人投資者來說，確保個人生活水平提高與經濟發展速度同步的途徑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工資收入增長；二是財產性收入即投資收入的增長。從工資收入的統計數據來看，2002年—2006年間，全國人均工資的年增長速度為14.1%，與同期名義GDP增長速度基本一致。然而，從居民人均收入來看，這一期間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長11.6%，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8.7%，均低于同期名義GDP的增速。造成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除了人口增長的因素之外，就是財產性收入的增長速度明顯低于經濟發展的水平。
財產性收入增長慢于經濟增長速度的主要原因包括：居民擁有的財產數量有限而且增長緩慢；居民可投資的財產回報較低。
中國家庭和個人的投資渠道或產品可以按回報水平大致排列如下：
第一，銀行存款。在經歷了今年五次加息后，一年期存款的利率也只有3.87%。按照目前的通脹水平，銀行存款保值都有困難，談不上增值。
第二，投資債券，包括國債和公司債。債券市場發展嚴重滯后。目前的債券市場主要是為國家和企業降低融資成本而設立的融資渠道，沒有可靠的評級，也就沒有風險的概念，更談不上風險溢價。家庭和個人購買債券，以犧牲流動性為代價獲得稍高于銀行存款的投資回報。最近發行的十年期特別國債的票面利率只有4.46%；而長江電力發行的上市公司第一單十年期公司債的票面利率也只有5.35%，低于目前一年期貸款的基準利率近兩個百分點。
第三，投資實業或商業。如果企業經營正常，其投資回報應該可以達到或超過經濟增長的速度。作為參照，被奉為國家投資楷模的新加坡談馬錫公司自成立以來的的長期平均回報也只有18%。
第四，民間借貸。據估計，一年期的民間借貸利率大約在12%—20%之間，但須承擔法律風險。
第五，投資資產市場，如房地產市場或股市，也包括匯市、古董市場等。在短期之內，投資回報可能會很高，但風險可能更高。全球經驗表面，從長期平均回報來看，投資回報在24%左右的巴菲特就可以稱作“股神”了。盡管中國兩位數的經濟增長和最近的牛市為培養“中國股神”創造了條件，但能夠經受得起股市震蕩并獲得20%以上的長期投資回報的投資者仍是極少數。
對上述投資渠道或產品所帶來的投資回報和投資風險的簡單分析可以發現，目前的投資產品存在著明顯斷檔，即缺少投資回報在5%—15%的投資品種。對一般的老百姓來說，真正的投資渠道只有兩個，或選擇風險低但回報也同樣很低的銀行存款，或選擇回報較高但風險更高的資產市場。
能夠提供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中道回報、中道風險的投資產品的缺失直接影響了家庭和個人投資者的財產性收入水平。
一個理性的個人投資者必定會選擇回報與風險相當的投資產品。由于投資者的經驗、財富水平和預期不同，風險偏好也有很大的差距，但風險偏好適中的投資者仍然是主流。讓這部分投資者分享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紅利，才能真正實現國富民強。從理論上講，如果以15%作為基準，獲得同樣回報的風險不應該超過中國經濟的系統風險，略為保守的投資者可以承擔較少的風險和低于15%的投資回報。
股市的波動性表明，中國股市的風險遠大于整體經濟的風險。為了獎勵投資者投資股市，就需要在經濟增長水平的基礎上另加一個合理的風險溢價。保守的投資者會發現，投資股市的回報可能高達20%以上或更高，然而，他（她）卻可能承受不了相應的投資風險。
目前，由于看好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和人民幣升值的前景，海外資本大量流入，國內流動性充裕助推了資產市場的空前繁榮。貨幣收入逐漸寬裕起來的人們發現，如果在這一輪的通貨膨脹和資產牛市中踏空，就可能面臨資產相對縮水、生活水平相對下降的危險。結果是，個人投資者大幅度下調對風險溢價的要求，義無反顧地投入到資產市場博弈中去，通過承擔過量的風險來謀求個人資產的保值和增值，跑贏CPI。
投資品種的稀缺在一定程度上是投資理性迷失、逼投資者為投機者的根源所在，從而推高資產價格的泡沫，資本市場大幅震蕩的風險也在不斷提高。結果是，資本市場的財富效應不但起不到刺激消費的作用，很可能起到相反的效果。
提高我國銀行存款利率是發展能夠提供5%—15%回報的中道投資產品的主要途徑之一。在韓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六七十年代，個人投資者面臨的投資渠道也非常有限，但銀行存款利率一直保持在10%以上，較高的利率彌補了投資品種少這一缺陷。相對于中國的快速成長，4%以下的存款利率人為扭曲了資金的價格，將更多的居民所得轉化為企業利潤，是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下降的一個主要原因。
另外一個更為重要的途徑是發展公司債市場。公司債市場發展的滯后是目前流動性過剩的一個主因，發展公司債市場可以為企業提供中長期的融資工具，鎖定流動性。公司債可以提供風險與回報相適應的投資產品，允許不同類型的企業發行公司債，可以按照企業風險程度確定債券的回報，完全有可能為個人投資者提供回報在5%—15%的投資產品。
此外，公司債又是結構性金融產品的重要元素。理論上講，這樣的結構性金融產品完全可以提供從低回報低風險到高回報高風險的光譜性投資品種，滿足不同投資著的多元投資需要。
沈明高 作者為花旗銀行（中國）有限公司經濟學家，本文觀點不代表作者所在單位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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