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資料圖片）
關于儲蓄和消費行為規律，至今經濟學和統計上尚未有令人滿意的解釋。隨著金融危機不斷蔓延，近期各界對危機原因的討論升溫，部分觀點將東亞和產油國較高的儲蓄率視為全球失衡和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旨在探討影響儲蓄的因素，分析造成東亞和產油國較高儲蓄率及美國低儲蓄率的原因，簡要介紹中國儲蓄率的變動情況及調整思路，并提出調整儲蓄率的可能選擇。本文主要觀點已在2009年2月10日馬來西亞央行高級研討會上做了探討。
一、影響儲蓄率的因素
本文所指的儲蓄是廣義概念，包括狹義的國內儲蓄、國際收支經常賬戶順差及外匯儲備。目前，尚無充分可信的學術研究說明儲蓄率高低與特定因素，如以人均GDP衡量的富裕程度、匯率、金融媒介和資本市場發育程度、民族傳統、人口結構、社會保障的優劣等相關。匯率與儲蓄率在統計上存在相關關系，但相關系數不高且統計檢驗不顯著，似乎不能僅靠調整匯率來調整儲蓄率。
分析決定儲蓄率的主要因素是各國政策選擇時無法回避的，只有弄清導致高儲蓄率的因素及權重，才能找到有效的調整工具。
二、東亞國家和產油國儲蓄率高有多重原因
東亞國家儲蓄率偏高有多重原因：一是民族傳統。東亞受儒家思想影響，有崇尚節儉、自律、提倡克制、中庸(低調)、反對奢華等傳統。二是文化因素。可能需從大量教科書和文學作品中找出文化差異。與東亞相似，拉美國家并不富裕但儲蓄率也并不高，因為居民拿到工資后很快就消費光了，其中就有文化因素。三是家庭結構。東亞家庭結構緊密，社會對家庭依賴程度高，家庭承擔著贍養老人、撫育子女等大量社會責任。四是人口結構和經濟增長階段。從弗蘭克·莫迪利亞尼的生命周期假說考察，壯年人口在總人口中比例增加，會使個人儲蓄增加以備將來養老、醫療之需；從經濟增長階段考察，經濟非同尋常的高速增長將使多數增加的收入轉為儲蓄，導致儲蓄率高于正常比例。中國正好符合上述條件，儲蓄率高不難理解。日美兩國對比也可說明上述因素的作用。日美均屬發達國家、人均收入高、社會保障體系各有缺陷，但日本儲蓄率遠高于美國，主要因為其在社會文化、家庭觀念、人口結構等方面與其他東亞經濟體十分相似。
社保體系不完善導致儲蓄率高邏輯上正確，但并無太多實證支持，且該觀點以理性人為假定，認為社保體系不健全時，人們會通過增加儲蓄預防未來醫療、養老等需求，但實際上不一定成立。
產油國高儲蓄率也有客觀成因。產油國稟賦特殊，地下埋藏的石油財富遠超出正常消費需要，必然以儲蓄方式積累下來。
經濟學初級教科書從供需和價格開始，使人們容易聯想是某一價格，如匯率和利率，在左右儲蓄和消費選擇。
但事實上儲蓄率高低還與多種因素有關，不能簡單地認為通過名義匯率調整可以大幅改變儲蓄率。民族傳統、文化、家庭結構、人口、社會保障體制等都非短期內能夠改變，即使政策有效也需長時間顯效。
三、亞洲金融危機對東亞儲蓄率的影響
GDP中的儲蓄包括居民、企業和政府儲蓄。當總儲蓄大于國內投資，而對外投資又不足時，余者就會轉化為外匯儲備。東亞國家儲蓄率與貿易不平衡問題從1997年后逐漸突出，對其分析需從亞洲金融危機對其經濟行為和儲蓄率的變化入手。
東亞國家的高儲蓄率和外匯儲備，是對掠奪性投機的被動防范。危機前后，對沖基金肆意投機，短期先資本大量涌入后急劇逆轉，使東亞各國經濟雪上加霜。東亞人民受到驚嚇，并對這類投機行為充滿痛恨。危機后，不乏觀點認為缺乏管制的掠奪性投機是導致危機的重要原因，并希望國際社會加以必要監管，但部分國家出于種種考慮不主張監管掠奪性投機資金，也不認為需調整監管框架，相關國際組織也未能承擔對資本異常流動的監管責任，迫使東亞各國大量積累外匯儲備以求自保。
東亞國家儲蓄率和經常項目順差提高也是國際組織救助方案的自然結果。在幫助東亞國家應對危機過程中，國際組織對本應加強管理的國際投機資本不置可否，對救助附加過多嚴格條件，并要求東亞國家加大緊縮力度：實施財政和貨幣緊縮、提高利率、減少財政赤字、增加外匯儲備。東亞國家十余年來吸取了教訓，增加國際儲備和國內儲蓄，意在提高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
東亞國家自身在經濟發展模式、外債管理、制度建設等方面也有不足。危機后，各國大舉改革了企業和金融機構，同時完善社保體系，改革教育衛生制度，只是上述措施并非短期能夠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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