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解讀
- 經濟發展
- 社會發展
- 減貧救災
- 法治中國
- 天下人物
- 發展報告
- 項目中心
高利貸危機以來,尤其是總理視察溫州之后,溫州市政府各種拯救市場的方案相繼出臺,每一個方案都打著拯救實業的旗號,每一次方案出臺,公眾都認為資金鏈緊張的中小企業應該得救。
然而兩個月即將過去,《中國經營報》記者在調查中發現,不管是銀行,還是擔保公司、小額信貸公司,都未實現資金與實業的有效對接。資金仍難到達嗷嗷待哺的實業。
在銀行資金難以有效到達之時,由于年關將至,資金需求增加及信用風險日益加劇,原本一直在溫州盛行的企業和個人間自有拆借也幾乎停止。溫州民間信用危機加劇,實業困境進一步升級。
一線調查
資金來源有限,銀行貸款難以到達,擔保及小額信貸公司“阻截”
資金流向實業仍差最后一公里
“說是拯救小微企業、金融業開閉門會議之類的,但實際上并沒有什么實質舉措,我也沒有看到哪一家銀行有具體的行動,就是找幾個有代表性的人出來做做樣子罷了。”一位汽配行業的老板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對于大多數溫州企業來說,從銀行貸款依然只是一個傳說。
由溫州高利貸而引發跑路潮后,中央及地方政府出臺一系列政策,要求銀行不抽貸,不壓貸,保障企業正常運營。
上述老板認為,雖然政府出臺了扶持小微企業的政策,但是目前銀行對風險把握依然非常謹慎,即便是放貸,也只是短暫地針對“自己認可”的少數企業來做,大多是短暫的、小范圍的行為,并沒有普及到大多數企業。
《中國經營報》記者在溫州調查采訪發現,盡管各種促進放貸政策并進,但銀行沒有實質性舉措,小額信貸和擔保公司一起捂緊錢袋,資金仍沒有進入堅守實業的中小企業。
跑路“回潮”與資金緊張
在溫州本地論壇上,最近仍然陸續爆出企業主跑路的消息,和之前不一樣的是,如今跑路的老板不但涉及金額更大,而且大都曾經跑過。
在“十一”前后的“跑路潮”中,溫商池萬明曾出走羅馬尼亞,10月8日被溫州瑞安政府勸回;不料十幾天之后,又找不到池萬明了。據報道,池所欠民間債務,僅登記備案的就有25億元,“每月的利息大概都要1億元”。池的再次失蹤,令其債權人陷入跨境跨省追債的惶恐中。
這樣的狀況讓溫州市場更加不穩定。“溫州現在餐飲、娛樂業非常蕭條,KTV有50%都訂不出去,所有的商業經營活動都是現金結賬,不能賒賬。”一位溫州老板說,“現金為王,整個溫州蕭條而冷清。”
就在數天前,溫州21世紀不動產公司員工集體討薪,欠債的老板被圍困,難以脫身,不得已求助于政府。據當地另一家地產中介公司老板張先生透露,21世紀不動產資金鏈出現問題已經有三個月之久,一直在遮掩彌蓋,但因為投資戰線拉的太長,終于蓋不住才爆發出來了。
“除了房產之外,這個老板還投資游輪等產業,就在游輪這項投資上,其中某個股東的資金出了問題,連帶著他也出現了資金窟窿,最后導致員工的工資都發不出來了。”一位中介張老板說。
另一家王姓老板也證實了張老板的說法,他認為游輪不是單方面的原因,因為資金散出去太多,一下子收不回來,“恰巧又碰在這個時間點上,所有人都捂著錢袋,沒錢發工資,眼看員工要回鄉過年,只能討薪或是暴力討債。”
資金緊張的企業老板,基本上沒有借錢的門路。從房地產套現也不可能,別說是二手房,即便是新房,溫州目前的成交量也極為低迷。近一段時間,溫州幾個大型樓盤同時開盤,優惠力度前所未有:9折、送豪車、送裝修、送車位等等。“但成交量并不是很高。”房產中介胡女士說。
據一位房產中介負責人介紹,目前溫州的房價已經跌回到了2009年中旬的水平,市中心每平方米2萬元左右。而在六七月之前,每平方米已經爆炒至4萬多元。
銀行貸款難到達
溫州銀行業一位相關人士告訴記者,就目前而言,銀行貸款并沒有下達到資金緊張的中小企業手中,溫州各銀行主要支持的對象仍然為國家導向型企業和運營正常的企業。
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的話也印證了這一點。“現在企業的資金來源仍然很緊張,各個金融機構公布增加的一些貸款,實際上大部分的企業,特別是微小企業根本享受不到,也沒辦法從銀行取得貸款,這個途徑實際上還是沒有得到解決。”
“監管部門對于危機后給各銀行的授信額度有嚴格的流向監管。每家銀行必須對資金流向進行報備,明確對那些做實業的企業進行貸款。”一位溫州銀行業相關人士對記者說,“但是無論是商業銀行抑或國有銀行,都只對自身的額度進行負責。銀行本身的企業性質無法改變,我們銀行要扶持的是對其有了解的企業,我們的資本金是從儲戶處得來,銀行要對儲戶負責,我們要根據自身的商業原則進行貸款發放。”
也就是說,銀行在危機過程中,雖然應政府要求出資救市,但是無法改變其自身的企業運作。從另一角度來看,央行2011年6月20日再次上調銀行存款準備金,使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達到21.5%的歷史高位。央行8月份下發通知,將商業銀行的信用證保證金存款、保函保證金存款以及銀行承兌匯票保證金存款等三類保證金存款納入存款準備金的繳存范圍。如此一來,無論是大型國有銀行還是商業銀行,其可動用的貸款資金額度大大降低。
但是從銀行層面而言,貸款額度并沒有減少,減少的是貸款額度的增幅。溫州民間資本投資服務中心董事長黃偉健向記者分析了這一情況,假設每年銀行的貸款額度增加量為200億元,也使得企業主對于未來銀行貸款額度增量的預期設置為200億元,然而,銀行并沒有按照企業主們預期的那樣增加200億元貸款額度,而只增加了10億元。
溫州創立電子有限公司作為在溫州發展十幾年的高科技企業,對資金的感受更加明顯。“我們企業目前從建行和溫州銀行獲得貸款,從溫州銀行的貸款以知識產權質押的方式進行。往年并不需要擔保公司的參與,但今年建設銀行則是引進了擔保公司。這些貸款的獲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們是高科技企業,相對來說容易獲得貸款。但是我們的壓力也增加了。”創立電子負責人劉淼(化名)對記者說道,“盡管這樣,銀行的貸款往往是短期。”
針對銀行及擔保、小額信貸公司無實質性動作的行為,溫州市銀監局表示,金融改革由溫州市金融辦牽頭,銀監局沒有參與;而金融辦則表示改革方案出臺不久,改革效果尚未完全顯現。市政府宣傳部門表示,金融市場發生的任何事情都應該有相關管理部門也就是銀監局、金融辦負責。
小額信貸和擔保公司“阻截”
既然銀行貸款難以直接下達到中小實業企業,那么部分因規避風險和提高收益而進入到小額信貸和擔保公司的資金是否可以順暢地輸送給中小企業呢?
此次溫州危機爆發后,溫州市政府又將促進溫州小額貸款公司穩健發展的實施意見提上議程,顯然是希望小額信貸公司在危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早在2008年7月,溫州市政府就已經下發過《關于促進溫州小額貸款公司穩健發展的實施意見》,浙江省也因此成為國內第一個提出發展小額信貸公司的省份。
溫州信用擔保行業協會秘書長胡天炎介紹,溫州的擔保公司在2003年初僅為六七家,到2007年就已經發展到260家。后經過工信部等七部委規定的硬性條件,為中小企業服務的擔保公司的注冊資金不低于2000萬元,擔保額不低于本身注冊資金的一倍以上。審查后,2011年,融資性擔保公司為48家。這僅僅是登記注冊的數目。
據了解,自2001年溫州出現第一家擔保公司以來,到2006年,溫州共有擔保公司28家,其中20家是2005年一年內新成立的,而之后溫州市內陸續成立的上千家投資咨詢公司、典當行、寄售行、地下錢莊等都依靠民間融資來生存,這些中介無疑進一步推高了企業民間融資的利息和成本。
但現實的情況是,資金十分緊張的中小企業并沒有從這些小額信貸公司那里得到足夠的幫助。
日前,有親戚向小額信貸公司老板方先生借錢,方先生推脫錢被別人收回去了,手頭也緊張。“說實話,有錢,但是不能借出去。基本上所有的小額信貸公司都把資金抓得很緊,對個人來講,即便是親戚朋友來借錢,也不敢借給他。”
所有人都用現金,“越是這樣人們越不敢貿然動用資金,有錢也不拿出來使用,變成惡性循環。”一位溫州商人說,這使得整個溫州資金轉不動,流動性非常差。
目前,在銀行資產抵押貸款利息是1分2,民間貸款是三四分左右,如果能從銀行貸款出來,再轉貸給其他人,還能以利息養利息賺錢。
但在方先生看來,這個時候參與借貸比較危險,除非借款人能證明借錢的用途,否則,“10個貸款人有9個是準備跑路的。此時借錢出去,無疑是把錢砸進無底洞,比較危險。基本上大家都收緊口袋了,熬著,等政府救。”
除了難以把控風險,受制于銀行也是小額信貸和擔保公司難以把足夠的資金輸送到中小企業手中的重要原因。從擔保公司與銀行的來往來看,銀行處于強勢地位,在危機爆發之前,銀行給中小企業的基準利率上浮為60%,在危機之后才明文規定降為30%。而眾多擔保公司與銀行合作,也大都將保證金存于銀行,銀行則依據保證金數目將貸款額度提高五倍。
小額貸款公司和擔保公司存在的另外一個問題是,這兩類公司注冊資本有限,能夠提供給企業的資金也有限。作為官方金融機構的補充,他們只能緩解一時危機。更重要的是如何能夠有效地使這些民間借貸合法化、系統化。
小額貸款公司的主管部門為金融辦,擔保公司的主管部門為工商局及經濟和信息化工作委員會。可見,在監管方面,他們完全看做是公司機制,并沒有納入金融機構的監管體系。
“注冊的擔保公司和小額信貸公司可以受到監管,但是在民間存在的更多的是大量非法的民間借貸機構,雖然實質上與擔保公司沒有區別,但是卻可以用其他名義進行民間借貸的交易。”一位業內人士對于溫州的擔保行業不無擔心。
信用危機加重
盡管并沒有得到實質性救援,但多數溫州人還是對政府出手相救持樂觀態度。
“就像接力棒,現在所有人不傳棒了,等著國家來救。如果國家不支持,還會死掉一大批。”溫州一汽配行業投資人說,“溫州是改革開放的范本,如果不救,好不容易發展起來的民企會一下子毀掉,所以應該會救、必然會救。”
而且,該投資人認為,溫州遍地民企,一旦這些民企得不到救援和支持,會直接導致銀行暴露出大量的呆賬壞賬,“不救的話,銀行之前借出去的錢怎么收回來?”他認為,銀行二度放開信貸口子,不過是時間的問題。
“大概明年會有實質性的動作出來吧。”該鞋業老板稱,“我們朋友之間開玩笑,說等過完年,該跳樓的跳樓,該跑路的跑路,這些都清理掉了,能活下來的人,就能拿到錢了。所以,現在都捂著口袋,不借錢、不炫富,等著實質性的救援政策出來。”
小額信貸公司老板方先生說,與資金短缺相比,溫州經濟環境中的這種綁架政府和消極等待的思想更為可怕。在這樣的思潮指導下,溫州本來活躍的資金相互拆借也幾乎停滯。現在溫州大街上的豪車明顯比前幾個月少了很多。原因有二:一是缺錢的人將八九十萬元的車拿去拍賣了;二是怕親戚朋友來借錢,所以不敢炫富,寧愿把卡宴、保時捷停在車庫里,對外宣稱沒錢。
信用系統的危機更為嚴重。原本的企業之間的互保、聯保都可以成為獲得資金的方式,但當下,企業之間的信用體系也受到極大影響。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一再強調:“信用危機比金融危機以及中小企業生產危機還要嚴重,整個社會信用失去了,這就太可怕了。企業不相信銀行,銀行不相信企業,銀行貸款即使到期了也不敢還,還了就貸不出來了,企業馬上就得死。”
不可否認的是,在溫州民間融資危機爆發之前,溫州的民間金融生態環境一直被業內稱贊,浙江省科技廳的一位官員就曾向記者表示,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浙江省內民間借貸的壞賬率一直很低,普遍只有一個點。
只用簽字筆打個白條,沒有任何抵押,浙江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就從一個溫州人那里借到了7000萬元,周德文告訴記者這樣一個故事,一紙白條就能借到7000萬元現金,溫州民間借貸的信譽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2011年年初央行實施的嚴厲銀根緊縮政策,使得溫州的民營企業民間融資需求劇增。據溫州中小企業協會統計,2010年全年溫州民間融資需求總共才800億元,但到了今年民間融資需求暴增到1200億元。
需求突然巨增也造成了利息的高漲,“但溫州不缺錢,滿足這些企業資金的需求應該是可以的。”浙江大學金融研究院院長汪煒認為,如果沒有從2008年之后溫州掀起的投機風潮,這輪民間融資的危機不會爆發。
“金融危機最嚴重的2008年,浙江只有少數企業因為沒業務可做而關門倒閉,沒有出現今年這種大量企業資金鏈斷裂的情況。”中新力合股份有限公司總裁陳杭生表示。
各地到溫州的取經內容也變了。11月21日,來自內蒙古鄂爾多斯政府的一行考察團來到溫州,周德文接待了他們。對于周德文來說,現在一個月至少要接待十多個來自全國各省市地方政府、銀行或專家的考察團。
內蒙古鄂爾多斯的金融考察團并不是第一次來溫州,據周德文介紹,在危機爆發之前,鄂爾多斯政府曾多次派人到過溫州,目的是希望了解溫州的金融模式,學習溫州做實業的經驗,而危機爆發之后,考察團的學習內容就變成了怎么防范風險,吸收溫州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