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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6月22日電 題：依然有這樣一批“理想主義者”——近訪中共黨員“五代人”
中新社記者 石巖
“中共黨員這一稱號，影響了我人生最關鍵的大學時光，也必將會改寫我的人生。”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時，上海某大學研究生董楊華在稍加思索后，鄭重說道。
與很多大學生黨員不同的是，董楊華前幾年高中時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24歲的她毫不避諱自己當初順利入黨與中學優異的成績有很大關系，但入黨的意義，卻只有在上大學時才得以逐漸彰顯。
在滬念書期間，董楊華積極參與了世博會等重大活動，“當‘黨員姐姐’成為你的一個標簽時，很多事情，你必然要沖在最前面”，董楊華說，“這種身份暗示，會影響到你的各個方面，讓你更有責任心和集體觀，當然學習也不能落在別人后面。這種狀態，我將會一直保持下去。”
建黨90周年前夕，記者走訪了新中國成立前、新中國成立初期、改革開放初期、上世紀九十年代和新世紀先后加入中共的幾位黨員。
與董楊華在入黨上的“少年得志”迥異的是，現年66歲石連照則用了整整20年才得以入黨夢圓。早在1964年，剛入大學的石連照便因成績優異、表現突出，被黨組織列入考察對象，但兩年后驟然刮起的文革風將他的入黨夢無情吹散。
1976年，文革結束，黨的重心從以階級斗爭為綱，逐漸轉向以恢復發展經濟為主。石連照的命運也隨之得以改變，他先是被選上了其所在縣城的化肥廠副廠長，繼而鑒于其優異表現，順利通過黨的考驗，于1984年正式成為黨的一分子。
“我有四個兄弟姐妹，父親在解放前就去世了，如果沒有共產黨，別說我們沒有念書的機會，就連活下來都是問題。”石連照不諱言自己的“報恩”動機，“身為一個共產黨員，就要多替社會做事，現在看來，我對自己所做的問心無愧。”
與之相比，36歲的秦中兵的入黨動機要“單純”得多。他1994年考入大連某重點大學后，“看到別人都在入黨，感覺這是大學的一部分，就也跟著入了”。
秦中兵稱自己是個“后知后覺的黨員”——在入黨前，這位理科生對黨的認識也僅限于課本上那點常識。但在入黨后，他開始逐漸關心起政治來，對于社會上一些熱點問題的思考也日漸增多。“90年一路走來，共產黨靠的其實就是一種精神，一種胸懷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精神。”他對記者說。
90年代，秦中兵身邊的一些人為了爭出國、進外企而不惜放棄黨員身份時，他卻沒有退出。10多年后，已是廣西某政府部門工作人員的他很慶幸自己當初的堅持。
“我們這一代人經歷了入世、申奧成功等許多重大事件，如果沒有黨腳踏實地的工作，很難想象這一系列成就的獲得。”秦中兵說，“保存一點信念和責任，踏踏實實做好當下的事，這就是黨員這一身份教會給我的東西。”
與秦中兵一樣，現年79歲的張國忠也在“體制內”，然而，張國忠的黨齡要比前者大上整整40年。1956年4月，時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宣傳部部長秘書的張國忠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年，社會主義改造正式宣告完成。
“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改造，再有更往前的建國及抗美援朝，大大增強了我入黨的決心，當時只有一個信念——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張國忠如是說。
和當年很多年輕人一樣，張國忠也有自己組織上的榜樣——他的老上司，時任中共內蒙古黨委宣傳部部長的胡昭衡，時隔50余年，張國忠仍能記得胡的筆名叫“李欣”。
“他能力強、文章好、多才多藝，而且對工作認真負責，這在我看來，就是一個典型的共產黨員。”張國忠說，“作為一個黨員，他影響了我一輩子。任何時候，我都會記得，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記得自己要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生，對黨的信任不會有任何動搖。”
張國忠后來從內蒙古調到北京，任職于當時的物資部，并有了三個兒子。據他說，他的以身作則影響了兒子們，“他們現在都有出息，不但在事業上取得了成就，而且都能堂堂正正做人。”張國忠驕傲地說：“這和我作為共產黨員對他們從小的教育息息相關。”
黨齡比張國忠大整整10年的田桂卿，今年已經86歲。1946年，她成為人民解放軍的一名軍醫。同年，戰場上國民黨軍隊占絕對優勢之時，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戰爭年代，穿著草鞋也要緊緊跟隨戰友、不愿掉隊的田桂卿說，“我們對共產黨的忠誠，不是現在的年輕人所能理解的。就一股勁兒，跟著共產黨走，共產黨叫做啥就做啥，對黨不能有二心。”
南征北戰的田桂卿，已記不清自己上過多少次戰場。“大的戰役，參加過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小規模的戰斗記不清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田桂卿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為了救送傷兵，這位老人曾經五次進出朝鮮。
如今，居住在山東濟寧的田桂卿年事已高，生活起居由長子照料，不再過問家中瑣事。但每當交黨費的日子，她都會催問子女，替自己交了沒有。每年，她都會訂閱中共機關報和官方媒體出版的《參考消息》。即便身體不適在醫院治療期間，這位老人也會囑咐子女把報紙帶到醫院閱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