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軔于2003年的個人合作建房計劃，雖然至今還找不到成功的先例，但在高房價的現實困擾下，依然像一根救命稻草，被部分渴求“居者有其屋”的社會中低收入者牢牢拽住。歲末年初，個人合作建房的熱潮再一次在許多城市蔓延開來，包括成都。
2007年伊始，成都個人合作建房卷土重來，迅速成為各界熱評的對象。如果說2005年成都那場合作建房運動尚屬前衛，那么到了2007年，時機又是否成熟了呢？
“我們有可能成為先驅”
“他們是‘先烈’，而我們有可能成為先驅。”在后子門二手房交易中心三樓一間看起來有點局促的辦公室里，成都新一輪合作建房的發起者劉臧秦躊躇滿志地告訴記者。
劉所指的“他們”，應該就是兩年前那場不歡而散的合作建房的嘗試者們。
2005年1月14日，成都的執業律師王勁夫通過媒體發起“個人合作建房”倡議，其核心思路是：數百、上千家庭自行以成本價集資建房，在房價節節攀高的情況下，實現“居者有其屋”的夢想。這個倡議短期內就形成了巨大共鳴，響應者甚眾，并很快成立了一個“合作建房委員會”開始運作，還給項目取了一個頗有意味的名稱——大同家園，意為大家共同建設自己的家園。誰知好景不長，僅僅過了68天，首倡者王勁夫再次通過媒體宣布：正式退出成都合作建房組委會。隨后，由于主要組織者之間的矛盾，成都首例“個人合作建房”計劃擱淺，并很快淡出公眾視野。
在劉看來，2005年的那場合作建房運動，無論是政策條件還是市場環境，都不夠成熟，因此孤掌難鳴，而現在“天時地利人和”，各方面條件都已相對成熟，搞合作建房的時機已經到來。更為重要的是，現在在運作模式上有了新突破，因此，他認為成功的可能性極大。
“倒過來，把握更大”？
“以前是先設定模式，再找合作者，然后再找產品，而我們現在倒過來了，先推出產品，再找客戶，把握更大。”言語之間，劉臧秦不無自信。在他看來，這就是勝算的關鍵。
抽象的夢想描繪總不如現實的東西實在，更讓人信服。因此，劉臧秦在發起合作建房倡議后，著手辦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決產品開發的第一道坎：土地。幾經周折之后，終于在城南華陽覓得一塊4畝多的土地。他認為，這是“突破性的進展”，“標志著我們已經走在全國合作建房運動的前列”。
記者按圖索驥，在天府大道末端外，沿山路步行約半小時后，終于找到了該地塊。放眼望去，在一片池塘邊沿，就是地塊所在地，四周遍是農田農舍，在冬日慘淡的日光下，頗顯荒涼。但是，按照劉的構想，該地塊將修建一棟小高層電梯公寓，總建筑面積約8000平方米，住房在80套左右，單價約2000元/平方米，比市面價便宜三分之一。
解決了產品問題，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就是湊足80名左右的合作者。以目前征集的意向合作人數計算，還差一半。
劉藏秦說，征集夠合作者后，大家就共同出資，成立房地產公司，招聘專業房地產人員經營管理，隨后的運作，一切以《公司法》為準繩，跟市場上成百上千的房地產公司一樣。唯一不同的是，公司的股東就是購房者，產品開發不以盈利為目的。在他看來，合作建房已經勝利在望。
然而，就在此時，來自其他城市同道者的消息，卻讓人無法樂觀。
公司——合作，不能含糊
年前，合作建房在溫州率先突破瓶頸，通過“招拍掛”順利拿到了土地。然而，不久之后，溫州房管局公開表態，認為合作建房“有一些做法是違規的，有些地方涉嫌欺詐”，一下將人們心頭那點希望的火星澆滅。
這時，劉臧秦也面臨著成都房地產業內人士和專家的質疑。一個爭議的核心問題，就是這種個人合作建房形式，在監管和規范上還是一個政策空白，如何保證其運作的規范和安全？
劉臧秦認為，這次合作建房與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法律主體是房產公司，一切操作均依據《公司法》。但這一點首先就遭到質疑。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蔣華東認為，這種形式不再是合作建房，只能叫“入股公司建房”，這次合作建房實際上只是借用公司的形式出現的，法人基礎、公司的責權利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而真正意義上的合作建房是建立在協議基礎上，而不是法人基礎上，絕對不能含混“合作”和“公司”兩個概念。
蔣華東羅列了一大堆問題：
1、建設過程中出現質量問題，由誰負責？
2、對于可能出現的半拉子工程，大家有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3、房子建好后，如何分配？不同的樓層朝向，怎么定價？
4、合作建設的房子，如何再上市？
……任何一個看似細小的問題解決不好，都可能引起糾紛、訴訟、官司。
因此，蔣華東認為，政府應該對合作建房明確一些最基礎的監管法規。比如說，合作建房是面向中低收入群體的，合作者若要購置多套投資，必須進行限制；對于交易的規則、稅收等，政府也要明確出來；合作建房的組織機構、章程制定、集資方式及其管理辦法、成本管理、風險防范以及房屋資源分配等等，都必須在政府監管下有初步的辦法才行，這樣才可能使這種住房保障的補充方式之一真正生長起來，實行起來。
專家：缺乏引導
然而，僅有監管者是不夠的，在專家看來，當前“合作建房”還缺乏政策規劃層面的引導。
合作建房最早出現在19世紀的歐洲，在世界上80多個國家，有10多萬個合作組織。在一些國家，它甚至成為住房建設、銷售和管理的主要形式。為什么在我國合作建房現在連初級階段都算不上呢？其中一個重要前提是，這些國家在政府政策、規劃層面有積極引導。
蔣華東認為，相關部門在法律法規、土地規劃、土地稅收和其它優惠上，給予一定程度的安排和考慮，同時明確服務對象和內容。有了這個前提，合作建房才能取得實質性的突破和進展。 本報記者 伏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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