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對十四世達賴的政策，有一個歷史演變的過程。在西藏和平解放的過程中，中央的政策是爭取達賴，實現和平解放。在“十七條協議”簽訂之后，是爭取達賴在數年內逐步實現不流血的民主改革。在達賴集團叛亂失敗逃往國外之后，中央根據形勢的變化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制定了相關政策，爭取了民心，保持了穩定，在西藏勝利實現了民主改革，走上了社會主義建設之路。
毛澤東同志當年關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論述，體現了當時中央對十四世達賴政策的主要內容：
1.他想跑，就讓他跑。
“現在達賴他們想去印度朝佛。讓他去，還是不讓他去？中央認為，還是讓他去好，不讓他去不好……要估計到達賴可能不回來，不僅不回來，而且天天罵娘……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層反動分子來一個號召，大鬧起事，要把我們轟走，而他自己卻說他不在那里，不負責任……跑掉一個達賴，我就傷心？再加九個，跑掉十個，我也不傷心……捆綁不成夫妻，他不愛你這個地方了，他想跑，就讓他跑。跑出去對我們有什么壞處呢？沒有什么壞處，無非是罵人。我們共產黨人是被人家罵了三十五年的……加一個達賴，再加一個什么人，有什么要緊……一個人怕挨罵，我看不好。有人怕泄露機密，張國燾還不是有那么多機密，但是沒有聽見因為張國燾泄露機密，我們的事情辦壞了。”（《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152—15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
2.沒有關死門，留有余地。
“中國共產黨并沒有關死門，說達賴是被劫持走的，又發表了他的三封信。這次人民代表大會，周總理的報告里頭要講這件事。我們希望達賴回來，還建議這次選舉不僅選班禪，而且要選達賴……我們采取這個態度比較主動，不做絕了。”（同上書，第179—180頁）“要達賴從那個環境出來，離開索康、赤江、帕拉等人，辦法很難想，這全靠他個人的意志，個人想辦法。我們是留有余地的，還選舉他做人大副委員長，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的位子也給他留著。留有余地，我們的態度就很主動。”（同上書，第199頁）
3.只要他贊成愛國和改革這兩條，就可以回來。
“他如果是想回來，明天回來都可以，但是他得進行改革，得平息叛亂，就是要完全站在我們這方面來。”（同上書，第180頁）“如果達賴贊成我們的主張，我們希望達賴回來。只要他贊成兩條，第一，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第二，在西藏要進行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革，他就可以回來……如果達賴對以上兩條不改變他現在的態度，我們就不歡迎他；如果他改變態度，我們就真正歡迎他。”（同上書，第206—207頁）“達賴周圍有許多人，對達賴影響不好。當然也不能說達賴是進步的，他自己不那么進步。他到外國去發表的一些言論，做的一些事，是反對祖國的。他們說，西藏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是獨立王國。第二就是改革問題，他們不贊成。你們（按：十世班禪等）和他們不同，愛國和改革這兩條，你們都贊成。”（同上書，第208頁）
4.回來的路，達賴自己堵塞了。
“達賴，現在一個可能是回來，一個可能是不回來。最近印度報紙放出來的空氣是他要回來。但是，達賴的兩個聲明，完全是反對中央，反對祖國大家庭，要求西藏獨立的。這樣，回來的路，達賴就自己堵塞了……達賴如果贊成這兩個聲明，就不能回來，要回來就要改變態度。”（同上書，第199頁）
5.事實上他現在難于回國。
“總理的報告里頭要講希望達賴回國。如果他愿意回國，能夠擺脫那些反動分子，我們希望他回國。但是，事實上看來他現在難于回國。他脫離不了那一堆人。同時，他本人那個情緒……現在，還看不見他有改革的決心。說他要改革，站在人民這方面，站在勞動人民這方面，看來不是的。他那個世界觀是不是能改變？六十年以后也許能改，也許不要六十年。而現在看來，一下子要他回來也難……但是，我們文章不做絕了。”（同上書，第180頁）“他是個年輕人，現在還只有二十五歲。假如他活到八十五歲，從現在算起還有六十年，那個時候二十一世紀了，世界會怎么樣呀？要變的。那個時候，我相信他會回來的。他五十九年不回來，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來。那時候世界都變了。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長于斯，現在到國外，仰人鼻息，幾根槍都繳了。”（同上書，第180頁）
這些論述鮮明地體現了政策與策略的統一，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原則是十四世達賴必須做到“贊成兩條”：第一，愛國；第二，改革。贊成，就歡迎回來；不贊成，就不能回來。這種原則是一貫的、全面的，是符合包括西藏人民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策略是留有余地，掌握主動。世界會變的，形勢比人強。這里特別要強調的是，毛澤東同志明確指出達賴要“贊成兩條”，而不是一條。也就是說，達賴不僅要贊成愛國，放棄獨立，而且要贊成改革，轉變立場。鄧小平同志曾說過：“達賴可以回來，但他要作為中國公民”，“我們的要求就一個——愛國，而且我們提出愛國不分先后。”應該指出的是，愛國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有著具體的、時代的內容。在現階段，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是一致的。愛國，就要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祖國。要防止達賴集團打著所謂“放棄獨立”的旗號，以售其奸。
從那時到現在，近50年過去了，西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性巨變，實現了民主改革，實施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開展了社會主義建設，實行了改革開放，正在建設平安西藏、和諧西藏、小康西藏。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老一輩革命家制定的對十四世達賴的政策，在具體內容上有了一些變化，例如在1964年撤銷了十四世達賴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職務等，但基本原則始終沒有變。
1998年11月，江澤民同志在會見美國副總統戈爾時說：“中國政府對達賴的政策是明確的、一貫的。我們不是不愿意同達賴進行對話。只要達賴真正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停止一切分裂祖國的活動，公開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談判的大門是敞開的。”（《西藏工作文獻選編（1949—2005）》第51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9月版）
2003年5月，胡錦濤同志指出，在西藏要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就是著名的“三個堅持”原則。2005年8月26日，在西藏自治區成立4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進一步做好新世紀新階段西藏工作，重申了“三個堅持”原則，將“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緊緊抓住發展和穩定兩件大事，確保西藏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確保國家安全和西藏長治久安，確保西藏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作為新世紀新階段繼續做好西藏工作的指導思想。（《人民日報》2005年8月27日）2006年5月15日，西藏自治區黨委在拉薩召開的專門研究部署反分裂斗爭的黨員領導干部大會上指出，“三個堅持”是我們在實踐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也是今后工作必須始終堅持的最根本原則。（《西藏日報》2006年5月17日）
從“贊成兩條”到“三個堅持”，既一脈相承，貫穿了愛國主義、社會主義的主線，又與時俱進，體現了時代進步、社會發展的要求，體現了中央對十四世達賴的政策原則是明確的、一貫的。1959年達賴策劃實施暴亂失敗叛逃出國，實際上已經走上了分裂主義的不歸路。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幾次與達賴的代表接觸商談，立場、觀點、態度始終鮮明堅定一以貫之，那就是：我們與達賴集團斗爭的焦點，不是民族問題，也不是宗教問題，更不是所謂的人權問題。我們與達賴集團斗爭的核心與實質，是維護祖國統一、反對分裂的大是大非的政治問題。達賴集團一天不放棄分裂祖國、圖謀“藏獨”的主張和行為，我們的思想就一天也不能松懈，斗爭就一天也不能停止。1998年10月，江澤民同志發表重要講話，要求我們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務必對達賴集團的政治策略保持高度警惕。“三個堅持”正是對達賴政治策略的有力回擊。只有承認“三個堅持”，徹底轉變政治立場，才是十四世達賴及其追隨者唯一的回歸之路。
“三個堅持”是西藏工作的根本政治原則，是接觸商談的根本政治原則，也是對十四世達賴政策的根本政治原則，是維護西藏和其他藏區社會穩定、反對分裂的思想之基、政治之本、力量之源。要“強基固本”，就要“三個堅持”。“三個堅持”是主心骨，是定心丸，是維護穩定、反對分裂的“定海神針”。在維護祖國統一、反對分裂這個最大的政治問題上，必須始終做到認識不含混、行動不動搖，始終做到旗幟十分鮮明，立場十分堅定，決不能有絲毫退縮。
“三個堅持”是接觸商談、開展涉藏外交外宣的有力武器。“三個堅持”是對我國政黨制度、政治制度的高度概括，既包括了國體，又包括了政體，既包括了全國共同實行的制度，也包括了在西藏和其他民族聚居區實行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我國憲法和法律對此都有明確的規定。達賴集團打出的所謂“中間道路”、“高度自治”、“真正自治”、“大藏區”等等，萬變不離其宗，實質上都是企圖否定“三個堅持”，否定我國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基本政治制度，否定民主改革、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成果，恢復他們對西藏的統治，這恰好證明其“放棄獨立”的虛偽性、欺騙性。
今年發生的拉薩“3·14”打砸搶燒暴力犯罪事件以及國內外相關事件，進一步證明達賴集團沒有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沒有停止分裂祖國的活動。事件前后十四世達賴的言行，進一步證明他頑固堅持與包括藏族人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為敵的政治立場，甘愿充當西方反華勢力的忠實工具。“樹欲靜而風不止”，分裂西藏與反分裂的斗爭將繼續存在。我們務必保持高度警惕，做好工作，徹底粉碎分裂分子的圖謀，堅決維護祖國的統一。（中國藏學研究中心 執筆：朱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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