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同“十五”相比，老年人口增長速度明顯加快，高齡化顯著，農村老齡問題加劇，社會養老負擔加重，養老保障問題突出。近日，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發布的《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十一五”規劃》表明，我國老齡問題的社會壓力日益增大，對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都將產生深刻影響。
規劃指出，“十一五”期間，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持續增長，到2010年將達到1．74億，約占總人口的12.78％，其中，80歲以上高齡老人將達到2132萬，占老年人口總數的 12.25％。
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預測，到2030年，我國將迎來人口老齡化高峰。
據了解，早在1999年，我國就提前進入老齡化社會，是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占全球老年人口總量的1／5。到2004年年底，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10.97％，共有11個省市的老齡化水平超過這一全國平均值。
同發達國家不同，我國的人口老齡化屬于未富先老。發達國家進入老齡社會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一般都在5000至1萬美元以上。而我國目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剛超過1000美元，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經濟實力還比較薄弱。
“中國人口老齡化將伴隨21世紀始終。”全國老齡辦常務副主任李本公說，中國將同時面臨人口老齡化和人口總量過多的雙重壓力。
規劃提出了“十一五”時期老齡事業發展的總體目標：繼續增加財政對社會保障的投入，多渠道籌措老年社會保障基金，合理確定保障標準和方式，逐步建立廣泛覆蓋、持續發展、與經濟社會相適應、與其他保障制度相銜接的老年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立相對完善的老齡政策法規體系；健全與人口老齡化相適應、高效規范的老齡工作體制；積極推進方便老年人生活的基礎設施建設，建立健全適應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相結合的服務網絡和老年用品市場。（李松濤）
應對人口老齡化 未來25年是關鍵
人口老齡化對社會帶來了哪些壓力？該如何應對？就這些問題，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常務副主任李本公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
記者（以下簡稱記）：《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十一五規劃》中提到，從現在開始到2030年的25年,是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戰略準備期，非常關鍵，怎么看待這25年？
李本公（以下簡稱李）：我們說這25年非常關鍵，首先是因為這一時期是我國人口快速老齡化階段。全國老齡辦的預測結果表明，中國在這一時期平均每年增加596萬老年人口，年均增長速度達到3.28％,大大超過總人口年均0．66％的增長速度。到2030年，老年人口將達到3．51億。
其次，這一時期是我國人口紅利期。所謂“人口紅利”指的是這一時期內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總人口中勞動適齡人口比重的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
世界銀行有一個測算，中國養老金體系在未來幾十年中除了短暫的“人口紅利期”略有盈余外，將長期處于赤字狀態。中國只有在此時期內對養老保險體制進行及時改革并積累足夠的資本，方能應對隨之而來的撫養比例上升帶來的壓力，否則防范與化解養老金危機的機會將轉瞬即逝。
25年準備期這個概念，是相對2030年到2050年人口老齡化最嚴峻時期而言的。到那個時候，人口老齡化程度將超過30％，解決老齡問題的難度將更大。
在未來25年中，如果老齡事業取得重大進展，就可以為以后的老齡事業發展創造十分有利的條件。但就目前來看，我國在應對人口老齡化方面還準備不足，還必須在制度安排、經濟發展、社會環境、文化建設等方面作出更多的努力。
記：人口老齡化對我國社會帶來了哪些壓力？
李：首先是養老保障壓力較大。一方面，我國現行養老保險體系的供養比例和資金支付壓力很大，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統計，1980年我國在職職工與退休人員的供養比是13∶1，1990年為10∶1，而到2003年，這個比例已經銳減到3∶1。
此外，每年新增退休人員300多萬人，養老保險基金將面臨巨大的資金支付壓力。遼寧大學《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城鎮養老金收支均衡研究》課題組的研究結果顯示，如果按照現行政策不變，社會統籌養老金收支均衡赤字將在2016年后真正地凸顯出來，在2035年~2040年到達高峰，每年將產生1000億元的社會統籌養老金收支均衡赤字。國家行政學院研究表明，要應對2030年的人口老齡化高峰的資金壓力，戰略儲備資金至少要達到25000億元。因此，社保基金需要我國財政在未來20年內，年均向其撥付1000億元左右的資金。
另一方面，我國現行養老保險制度的覆蓋面很窄，只覆蓋總人口的15％，97％的農村人口沒有養老保障。
其次是醫療保障面臨挑戰。衛生部曾經有過統計，60歲以上老年人的慢性病患病率是全部人口患病率的3．2倍，傷殘率是全部人口傷殘率的3．6倍。60歲以上老年人余壽中有三分之二的時間處于帶病生存。老年人消耗的衛生資源是全部人口平均消耗衛生資源的1．9倍。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高齡老年人口的猛增，各項費用將進一步上升，將給我國的醫療保障體系帶來巨大的壓力。醫療資源總體不足、分布不均衡，醫療保障制度覆蓋面小，個人負擔醫療費用上漲過快和政府投入不足，致使廣大群眾特別是老年人“看病難”的問題十分突出。
三是養老服務業發展嚴重滯后。全國幾次較大規模調查的數據表明，60歲以上老年人口余壽中有平均1／4左右的時間處于肌體功能受損狀態，需要不同程度的照料、護理。調查還表明，5％的老年人有入住養老機構的愿望，且將逐步增加。發達國家養老床位數約為老年人口總數的3％~5％，而我國目前共有各類養老床位數168萬張，僅占老齡人口總數的1．17％。許多地方排隊入住養老院的現象十分普遍，特別是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
與此同時，我國城市家庭“空巢”化現象十分突出，根據最近我們做的大中城市老年人居住情況調查，北京市東城區安德里社區空巢化比例達到55％以上，沈陽市鐵西區的康寧社區竟高達73.08％。
記：該如何為即將到來的人口老齡化高峰期做好準備？
李：我們認為，要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做好準備：一是建立健全老齡政策法規體系；二是建立和完善養老保障體系；三是培育和構建養老服務體系。有統計資料表明，目前發達國家的社會服務業收入占GDP總值的60％以上，而我國僅占GDP的40％左右。其中，發展相對緩慢、潛力最大的恰恰就是養老服務業。（李松濤）
70年代人：在“421”的重壓下摸索前進
34歲的張景琛剛剛約見了她的保險顧問，計劃再給丈夫買一份重大疾病保險，此前，她的家庭保險年支出已達1萬元左右。
張景琛一家，是當下70年代人中最典型的“421模式”。一對夫婦，上面要贍養四位父母長輩，下面要供養一個小孩。這種倒金字塔結構，再加上住房、醫療、教育的“新三座大山”，令多數人感覺吃力。
張景琛家里的老人都有退休金和社會醫療保障。但一位同事的經歷還是令她頗為憂心。同事的父親雖然也有基本醫療保險，但一場肺癌，花去了幾十萬元，因為所在單位效益不好，大部分無法報銷。那段時間，那位同事為籌措治療費用非常著急，所有的親朋好友，能借的都借了。
目睹同事經歷后，張景琛特地去銀行給家中的老人開了個賬戶，每個月都存入一筆錢。“跟保險差不多，當作備用資金，萬一有大筆的醫療開支，就動用這筆錢。”
“我們面臨的是養老和養小的雙重壓力。”張景琛去年剛生了小孩，奶粉錢、保姆費等等，一個月至少要花掉2000元。現在每個月除了給父母存養老備用金外，張景琛還要給孩子存一筆數額不小的教育基金。
為了要小孩，在某會計師事務所任職的張景琛兩年前辭去了“昏天黑地”的工作，小孩9個月大的時候，張景琛把孩子扔給了父母，又回到了“老東家”。“養老費，教育費，房貸，養車費，生活費，不努力工作，怎么扛得了？”
張景琛對自己的養老問題也早有計劃。她一方面增加儲蓄，購買商業養老醫療保險，同時也做了一些投資，比如股票、房產等。
投資不動產，是張景琛最看好的穩定投資。兩年前，她和丈夫購買了第二套住房。“這就是為養老打算的。不指望能漲到多少，每個月有穩定的房租，減去貸款，也可以做養老金的補充”。
目前，“以房養老”，被不少專家認為是有效的養老舉措之一。即通過“倒按揭模式”，退休前取得住宅產權，養老之時，把自有產權的房子抵押給金融機構，后者通過評估，每月給房主一筆固定的錢。房主繼續享有居住權，當房主去世后，其房產出售，所得用來償還貸款本息，其升值部分歸抵押權人所有。
對于這種養老模式，社會上也有不同看法。中國人民大學老年學研究所杜鵬所長就曾指出，真正有條件以房養老的人，是現在四五十歲、購有商品房的中年人。其次，大部分“倒按揭”的要求，已經將老人限制在一個相對數量并不大的圈子里，而對這個范圍內的老人來說，“倒按揭”補償的資金只是他們養老金的補償，不是支柱。
張景琛認為，養老問題最終還是需要國家在制度上做徹底改革。“單靠社會統籌養老，顯然是不夠的，應該全面實施年金制度。基本社會統籌，加年金補充養老，再加上商業養老保險，這樣的話，我們對未來的養老問題就不那么擔憂了。”
80年代人：即將披掛上陣，部分人要承擔父輩祖輩養老
提起養老，高子謙覺得這還是離自己挺遙遠的話題。
和很多80年代出生的人一樣，24歲的高子謙在父母眼里是個“幸福寶寶”。大學畢業，高子謙進了一家日資企業，工資屬于白領里的中檔。他父母目前還都在工作，有相對完善的基本生活保障。
“我年輕的時候多掙錢，老了就住養老院去，指望下一代是不行的，我不給他們添麻煩就很不錯了。”高子謙說。
機構養老確實是近年來逐步被推廣的養老模式之一。但機構養老，對中國傳統的“養兒防老”觀念是一個挑戰。同時對“未富先老”的中國來說，配套設施的不完善，也是正要面臨的問題之一。上海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主任盧漢龍研究員的一項調研顯示，全球95％的老人依舊鐘情“居家養老”，為此，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政府都把“居家養老”作為解決養老問題的主流模式。
對尚未感受到養老負擔的高子謙來說，養老問題還可以“走一步看一步”。但對25歲的任建軍來說，這個離同齡人或許還遙遠的問題，已令他頗感壓力。
來自四川綿陽小鎮的任建軍，大學畢業后和女友一起在北京打拼。雖然每月七八千元的收入貌似不錯，但去掉房租、生活費等開銷，基本就所剩不多了。
任建軍家里的經濟條件不容樂觀：媽媽退休后每月有500元的養老金，爸爸下崗后開了個小茶館，每月也有四五百元左右的收入，“這些錢，加上他們的積蓄，相當于當地的中等水平。”
但任建軍的父母目前還要承擔爺爺、奶奶、外婆三位高齡老人的養老重任。“鄉鎮消費低，基本生活沒什么問題，就是怕生病。前陣子奶奶因為小毛病住了次院，就花了2000多元，這對我父母來說，就是大筆支出了。后來爺爺和爸爸各出一部分，分擔了這筆開銷。”
“我們因為事業還剛剛起步，經濟能力有限，現在也只是逢年過節的時候，給家里一些錢。”任建軍估算了一下，他和女友每年給家里的錢，合計大概1萬元左右。
“我們應該算是典型的老齡社會家庭了吧。我和女友兩個人，以后首先要贍養雙方父母四位老人，然后再加上爺爺奶奶外婆，這樣的模式在以后的老齡化社會里，估計是很常見的。”任建軍說。
任建軍對養老重任，并無良策，他現在考慮的惟一可行方案，就是回四川。“北京買房的壓力太大了。我們計劃在北京再辛苦兩年，攢點錢，就回四川去，找個安穩的工作，做一些養老的規劃，還可以就近照顧老人。”據說，很多漂在北京的青年人，都有類似的想法。
此外，他就指望國家的養老保險改革了。“我年輕時當然要努力掙錢，但也希望我國能發展成高福利國家。我的同學在丹麥工作，聽說那里從搖籃到墳墓，國家全包了。”
農村出來的年輕人，往往要負擔整個家庭的養老問題
一個煤氣灶，平放的兩張床，一臺電視機，四樣物件已經把房子的空間擠得所剩無幾——這是賈易東一家人的客廳、臥室兼廚房。一家4口就住在十幾平方米的空間里。
23歲的賈易東是中國人民大學大四的學生，他的弟弟易南21歲，沒讀完初中就輟學到外地打工。他們家本來在四川省的一個小山村里，那里是國家級貧困縣。2004年10月，賈易東把一家人接到北京，現在住在玉泉山腳下的一間平房里。在朋友的介紹下，他為父母各找到了一份清潔工的工作，弟弟也來到一家技術安裝公司工作，他們的生活比在農村時稍有起色。但2006年6月17日早晨，父親突發腦溢血，做完手術后已經過去100天了，他一直沒有醒過來。
當被問及父母養老問題，賈易東無奈地說：“他們沒有別的保障，只有我們兩兄弟。這個問題我考慮過很多次，還是不知道怎么辦……只能靠我們出來賺錢養他們了。”
目前，賈易東上大學的學費都要依靠銀行的貸款，父親突然犯病后，他四處借錢，籌了一些錢，但醫院每天住院及治療花費約在千元上下，這筆錢很快用完后，他只好將父親接到家里療養。后續的治療費每月仍需1500元以上。
“我們做子女的壓力太大了。”賈易東感嘆道，“父親康復可能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現在每一筆花銷對我們來說都是壓力。沒有政策支持，我們的日子不好過。”
他父親在2005年加入了農村合作醫療，除此之外，沒有買任何保險。但因為他需要在北京治病，連合作醫療的優惠也無法享受。
賈易東從大一就開始準備考法學研究生，現在正進行最后的沖刺。可是突如其來的這場變故讓他開始考慮是否要先找工作，但最后他還是選擇了考研。
“我找工作的首要條件是工資高，但現在就業壓力太大。”賈易東說，“父親的病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康復，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不能僅僅考慮他的病，還有責任讓家里其他人都過得更好。”
“我們還算幸運的，能夠借到一些錢。我知道村里有幾家人，孩子還比較小，家長在工地上出了事，被送回老家治療。而事實上，他們根本沒有得到很好的治療，負擔更重。”賈易東說。
“關鍵是養老體制的問題。現行養老體制覆蓋面沒有涉及農村。”對法律政策頗有研究的賈易東對養老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養兒防老的觀念在農村已經不現實了，因為它主要是靠倫理道德來維系。而土地之類的資本，又不足以維持老人晚年的生活。再加上多數農村青壯年出去打工，誰來照顧老人？真正的解決之道，還是要靠法律政策來保障老人的權利。” （林蔚 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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