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焚燒“中國式困境”:居民痛點政府難點社會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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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疑點：三問垃圾焚燒處理
與近年來垃圾焚燒項目在各地呈“大躍進”式建設相應，對之的質疑之聲也日漸增多，概括起來主要有這樣三問：
一問：垃圾焚燒廠“大躍進”式的建設會否造成產能過剩？
2013年以來，廣州市大量上馬垃圾焚燒項目引人關注。在原有一座李坑焚燒廠的基礎上，白云、蘿崗、番禺、增城、花都、從化等各區市都分別規劃建設一座焚燒廠，計劃到2016年，形成1.35萬噸／天的垃圾焚燒處理能力。
一座城市7座垃圾焚燒廠是否會造成產能過剩？廣東省科學院院長陳勇認為，目前政府推廣垃圾分類的思路和“大躍進”式的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規劃相矛盾，如把更多力量放在垃圾的分類減量上，就可以減少垃圾焚燒廠的數量。
廣州市城管委則稱：“垃圾焚燒廠需求量是根據廣州市目前及未來生活垃圾的產生量來預測的。充分考慮了垃圾分類減量的成果，也充分考慮了地理位置、環境容量、運輸路程等多方面因素。”危偉漢表示，“即使將來垃圾分類做好了，垃圾減量了，焚燒能力富余了，也可以把原來埋在地下的垃圾翻出來燒。”
從全國范圍來看，垃圾焚燒建設似乎也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據悉，上海正在老港規劃建設一座日均處理能力6000噸的垃圾焚燒廠，此外，金山、奉賢、崇明、青浦等區域也將規劃建設不同規模的生活垃圾焚燒廠。南寧市投資10.8億余元建設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總投資8.13億元的北京南宮生活垃圾焚燒廠項目在大興區開建……
客觀而言，城市垃圾數量快速增長，垃圾處理的市場空間較大。《“十二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明確提出，截至2015年，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設施能力達到無害化處理總能力的35%以上，其中東部地區達到48%以上。有專家做過測算，如果要達到上述目標，全國還應再建170多座垃圾焚燒廠。
二問：焚燒廠運行環保安全如何監管到位？
垃圾焚燒項目上馬，易在附近居民中引發恐慌。
關于焚燒無害化，居民對政府的解釋始終難以信服。廣州山前大道金碧御水山莊的羅明海就表達了擔憂：“就算建設的垃圾焚燒廠技術世界一流，但好的技術沒有好的運行與監督，其要達到無害化效果也是未知數。”
羅明海稱，如足夠高的爐溫是保障焚燒中達到無害化或減害化的重要條件，但在垃圾未充分分類情況下，餐廚垃圾的水分會降低爐溫，要提高爐溫，勢必會增加成本。當公共利益遇到經濟利益時，企業會為公共利益做犧牲嗎？
廣州市李坑垃圾焚燒廠是廣州市以最新先進技術打造的“樣板工程”。記者在現場看到，該廠排放出口的數據被實時連接到當地環保局管理系統以及廠門口電子屏進行展示接受監督。
李坑垃圾焚燒廠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每月會將相關監測數據匯總上報當地和有關部門。對于群眾最為關心的二噁英等有害物質的檢測，廠方每年請專業機構來檢測兩次。
三問：“垃圾焚燒場建設是否科學”誰說了算？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對于垃圾焚燒是否具有毒害性等關鍵性焦點問題，不僅居民與政府間難以達成共識，在專家中也存在較大爭議。
各方爭議較多的垃圾焚燒是否無害化問題，網民援引有關專家觀點稱，在西方，垃圾焚燒發電已成夕陽產業，垃圾焚燒的“發達國家”丹麥、德國、日本、美國，都在縮減垃圾焚燒規模。而另外一些專家則認為，在西方發達國家“縮減垃圾焚燒規模”的情況并不存在，相反還在大力發展中。
危偉漢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明確指出：“垃圾經過焚燒都是可以達到無害化處理的。”
民生焦慮：明天我們去哪里倒垃圾？
一方面是政府強力推進垃圾焚燒項目，一方面是居民高度重視環保、衛生利益，如何協調兩者需求？如若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明天去哪里倒垃圾？
——打破行政壁壘，實施利益補償。
廣州市副市長謝曉丹強調，垃圾焚燒廠選址困難主要面臨的是“鄰避問題”，生態補償機制是解決這一問題最好的辦法。為此，廣州目前正在起草《廣州市生活垃圾終端處理設施區域生態補償辦法》，嘗試使用生態補償機制來緩和這方面的沖突。隨著區域一體化的推進，城市間經濟生活聯系愈發密切，處理垃圾焚燒不能各自為政，更需打破行政地域限制，探索跨區、跨市的統籌布局。
——充分吸納民意，提高政府公信力。
廣州市社科院研究員彭彭指出，項目上馬與否，一開始就要聽居民的意見，就要主動釋放信息，進一步構建公眾參與的范圍和渠道，通過聽證會、民意調查等方式歡迎所有的利益相關方反饋意見、參與討論，防止居民與政府對立情緒的放大與蔓延。
——制定科學標準，規范焚燒亂象。
對于政府與居民圍繞垃圾焚燒的諸多爭議焦點，在缺乏規范標準的狀況下，各地垃圾焚燒處理難免出現亂象。因此地方政府和居民期盼國家盡快確定垃圾處理的行業準則、安全距離、運營監管等技術標準和操作規范，以解垃圾圍城之困。新華網北京2月27日電(記者陳冀李舒 季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