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鎮化應讓農村繁榮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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陜西省橫山縣趙石畔鎮，一個叫馱巷村圪洞峁的村莊，占地近2平方公里，原來住有30多戶200多村民。如今人去村空，500多畝耕地荒蕪，只剩下50多歲的王明厚和高生花老兩口守候在這里，粗放地種著50多畝地。
四川省達縣金石鄉，一個叫柳潭村六社桐子園的村莊，青壯年陸續走出去尋找新的生活，留守老人一一被時光消磨。140多口人的山村，如今只有70多歲的湯明孝和老伴李仕芬依然生活在這里，陪伴著每年都在倒塌的幾處院落。
這樣的村莊早已不是個案。我是農民的兒子，深深地意識到土地對于我和家人意味著什么。全國大大小小的村莊里，居住著兩億多農戶，平均每個農戶占有的土地僅為發達國家的1/80到1/60。父老鄉親們祖祖輩輩守著零碎土地過日子，世世代代面朝黃土靠天吃飯。到頭來，他們還是沒有選擇腳下的土地作為安身立命之所。流淌過他們的熱淚和汗水的土地，終究也沒能給他們想要的幸福和安詳生活。
我在農村生活的經歷表明， 貧窮一直是這些廢棄潰敗村莊的底色。農村貧困家庭，大體上有這樣幾類情況：老年無子、五保戶；重病、大病、傷殘，喪失勞動能力；照顧重病人、未成年孩子、老人，無法外出打工；孩子上中學、大學拖累家庭貧困；主要勞力死亡、離異和失蹤等導致返貧。正因為如此，優秀的農家子弟不帶任何留戀地奔向了廣東、浙江、江蘇和北京……我了解到，四川省達縣有40多萬外出農民工，相當于全縣人口的三分之一，年輕人都走出去了。
根據國家統計局今年1月20日發布的數據，城鎮常住人口7.49億人，占總人口比重為54.77%。這是數字意義上的城鎮化率。近似的城鎮化率增幅，英國用了120年，法國用了100年，美國用了40年，我國僅用了25年。有著世界上最大的城鎮化規模，更有著世界上最快的城鎮化速度，這對于正在推動的大國治理無疑是個艱巨的智慧考驗。
值得細加分析的是，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城鎮常住人口中，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農村人口有2.98億人，占39.78%。他們在大小城市就業生活，盡管沒有獲得所在城市的市民身份，也沒有享受教育、醫療、住房、社會保障和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市民待遇，但他們就是不愿意回到農村，不愿意窩在那個稱為“家”的地方。這正是我這些年的憂慮所在，農村空了，城里滿了，一空一滿之間影響著全面深化改革的細微末節。
這些年來，我一直在呼吁，城鎮化率的真正意義，是為農民創造增加收入的機會，是讓農村聚居點繁榮起來。在這個過程中，一定要避免農民受損、農業衰敗和農村凋敝。因此，我建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中，采取就地城鎮化和就近城鎮化的謀略，讓農民在家門口享有同市民相當的生活品質和公共服務，走出一條農民生活現代化、農業生產企業化和農村生態田園化的新路子，實現城鄉共同進步，提升整個國家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有一種意見認為，在推動新型城鎮化的過程中，每年應解決一定數量的農民工落戶城市，甚至具體到了平均每年2000萬的規模，認為這樣就可以到2030年基本消化已經進城和將要進城的4億農民工。當前農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在10萬元左右，如果按此建議，每年解決2000萬農民工市民化，就需要實打實地投入兩萬億元。我認為需要全面評估這類意見，只有真正弄懂新型城鎮化這個大戰略，因勢利導，善加運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才可能有一個穩妥厚實的良好開局。
有一位市長對我說過，按照他這個市現有的財政能力，讓全市的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務，達到全面小康水平還勉強負擔得起。但如果把150多萬外來農民工加進來，他一點招也沒有，因為超出了一座城市的實際承受力。我與這位市長認真討論過，逆城鎮化可不可以作為新型城鎮化的一個選項，甚至作為超越舊型城鎮化的一個更高級的發展階段？這個過程正在呈現的典型特征就是，城市人口為了逃避交通擁堵、污染嚴重等生存生活壓力而主動向鄉村流動，在鄉村與農民共同享受城市的生活品質，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鄉村生活重新繁榮。
我曾經上報過一個材料，農業作為立國根基的戰略產業，至少需要兩億45歲以下的勞動力。否則，誰來種地養殖？13.67億中國人的飯碗里盛什么？我的進一步研究表明，全國960萬平方公里的陸地國土空間中，適宜城鎮化開發的國土空間約為180萬平方公里，扣除必須保護的耕地和已有建設空間，今后可用于新型城鎮化開發的國土空間僅有28萬平方公里，約占全部國土空間的3%。地從哪里來？人往哪里去？鑒于土地資源稀缺的基本國情，我認為很難像一些發達國家那樣，把7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設區的地級以上城市。在這個重大判斷上，我建議多一點相互尊重，少一點自我正義；多一點相互包容，少一點偏見誤解。
村莊，是中華農耕文明自伏羲、神農以來延續七千多年的根。從這個意義上說，讀懂農民才能讀懂中國，村莊是國家治理的一個濃重縮影。所有的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都是源自于此展開的大歷史敘事。
當國家治理翻開新的一頁時，58.8萬個行政村、250多萬個自然村正走在一個轉折關口。我認為，國家與農村、市場與農村、城市與農村三組基本關系需要重新作出制度安排。這個安排里有陣痛，有迷茫，更孕育著希望。
（作者為新常態智庫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