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勾畫“綠色化”發展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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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隨著環保運動和環境改革的推進，人類活動對環境的正面影響開始出現。中國現在還處在環保相關領域改革的起步階段，政策導向已經把環境問題放到了人民福祉的高度，中國環保部門的能力也在不斷提升。那么既要發展經濟，又要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應該如何系統化地去考慮環境治理問題呢？
何傳啟：從誕生的那一天開始，我們就生活在自然環境之中。自然環境為我們提供了生命支持、物質和文化服務。沒有自然環境，就沒有人類文明。隨著人口增長和生活水平提高，如果按照傳統發展模式，人類的物質需求將逐步逼近自然環境的承載極限，自然環境發生不可逆災變的可能性在增加。在自然環境發生不可逆災變之前，我們必須采取行動。根據現有知識，阻止自然環境發生災變的方法是：在保持經濟增長和控制人口增長的同時，降低人均環境壓力和單位GDP的環境壓力，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壓力的脫鉤、人類與自然的互利共生。這是生態現代化的基本思路，也是中國環境政策的理性選擇。
記者：經濟發展和環境改善之間是相互對立的嗎？面對視覺和記憶中都日漸模糊的綠水青山、藍天白云，身處經濟增長快車道的國人，一直有著這樣的困惑。對此您如何看？在經濟發展和環境改善之間是否會出現拐點？
何傳啟：現代社會的環境問題，絕大多數是人為的。人為的問題，需要人來解決。如何解決發展與環境的矛盾，不同學者有不同觀點，學術文獻浩如煙海。在眾多理論中，20世紀80年代德國學者胡伯提出的生態現代化理論，已經成為發達國家的環境社會學的一個主要理論。生態現代化是現代化與自然環境的一種互利耦合，是世界現代化的一種生態轉型；它要求采用預防和創新原則，推動經濟增長與環境退化脫鉤，實現經濟與環境的雙贏。
在過去20多年里，許多發達國家選擇了生態現代化和工業生態學，并取得顯著成效。主要表現是：經濟繼續增長，環境明顯改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經濟與環境指標脫鉤率達到52%；也就是說，一半以上的環境指標已經出現了拐點。由此可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是客觀存在的：隨著人均GDP的增長，環境壓力先升后降。
記者：中國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中最重要的一項變化是“按日計罰”，這一措施增加了破壞環境的懲罰力度，讓破壞環境的受罰成本遠遠高于守法保護環境的企業所付出的成本。企業如何面對越來越嚴格的排放標準？
何傳啟：“誰污染誰付費”是合情合理的，“污染者付費”是生態現代化的基本原則。但是，懲罰不是目的，目的是環境保護，而環境保護是一個系統工程。企業要承擔責任，政府要承擔責任，社會也要承擔責任；當然，企業、政府和社會的責任是不同的。
我們認為，中國生態現代化建設，應以生態經濟、生態社會和生態意識為突破口，以輕量化、綠色化、生態化、經濟增長與環境退化脫鉤的“三化一脫鉤”為主攻方向，努力完成現代化模式的生態轉型，實現環境管理從“應急反應型”向“預防創新型”的戰略轉變。
首先，實現經濟現代化模式的生態轉型是重中之重。
未來的戰略目標是：在2020年，經濟“三化”達到世界初等水平，全部環境壓力指標與經濟增長相對脫鉤；在2050年，經濟“三化”達到世界中等水平，經濟與資源、能源、物質和污染等完全脫鉤，部分環境指標與經濟增長實現良性耦合，部分實現環境與經濟的雙贏。
要全面完成基本任務，至少需要采取五項措施。一是繼續實施新型工業化戰略，走綠色工業化道路，降低新增環境壓力。二是促進傳統工業流程再造，加速環保產業的發展，降低工業污染。三是繼續實施污染治理工程，逐步清除重點地區和重點產業的污染遺留。四是繼續推進循環經濟，降低資源消耗，建設資源節約型經濟。五是實施綠色服務工程，加快服務經濟發展，促進經濟的“三化”轉型。
其次，實現社會現代化模式的生態轉型是當務之急。
這個戰略目標是：在2050年，人居環境基本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城市空氣質量達到國家一級標準，綠色生活和環境安全等達到世界中等水平，社會進步與環境退化完全脫鉤。
有以下幾項戰略措施：一是實施新型城市化戰略，走綠色城市化道路，建設綠色家園。二是實施綠色家園工程，改善人居環境，發展綠色能源和綠色交通。三是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發揮生態服務功能，同享現代化成果。四是完善自然災害減災機制，發揮城市服務功能，保障環境安全。定期開展全國生態系統評價。五是實施綠色消費工程，擴展綠色產品的市場空間。
第三，提升全體國民的現代生態意識是關鍵所在。
沒有現代生態意識，就沒有生態現代化。所以，提升全體國民的現代生態意識，是中國生態現代化的成敗關鍵。最近幾年，中國污染問題和環境惡化，已經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如果我們不能找到科學理論和有效辦法，那么，中國環境退化的趨勢還將繼續。顯然，這是我們不愿意看到的。提高國民生態意識已經刻不容緩，改變行為模式則是關鍵所在。
建立現代生態意識，可以從五個方面入手。一是建立關鍵崗位環境責任制，奠定生態意識的法律基礎。建議適時修訂國家《環保法》，建立關鍵崗位環境責任制。基本內容包括：關鍵崗位環境責任書、關鍵崗位環境審計書、環境責任20年有效期等。二是建立關鍵項目環境風險評價制度，奠定生態意識的管理基礎。在新建項目環境影響評價的基礎上，建立關鍵項目環境風險等級評價制度。評價周期可以考慮為5年到10年（特別關鍵項目每5年評估一次）。三是繼續控制人口規模，奠定生態意識的科學基礎。如果人口規模超過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那么，生態意識不可能建立。四是加大生態和環保教育投入，從小學開始普及生態知識。五是建立環境信息公開制度，促進環保活動和非政府環保組織的健康發展。
記者：美國的環境治理成本主要由企業來承擔，而中國過去20年的環境治理成本主要是由政府補貼和直接投入。在中國環境治理投入方面您有何建議？
何傳啟：環境治理成本大致包括三大塊。一是原有污染的治理成本，二是新增污染的治理成本，三是控制新增污染的成本。其中，原有污染的治理成本，如果能夠明確具體企業的具體責任，則由企業承擔責任；如果不能明確具體企業的具體責任，則更多由政府和社會買單。新增污染的治理成本和控制新增污染的成本，則應該由具體企業來承擔。
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環境治理應該以預防為主，綠色技術創新和綠色制度創新相結合，加大環境法律的執法力度。前面我們提到中國生態現代化和綠色發展的三大重點：經濟生態轉型、社會生態轉型和倡導生態意識，它有四條基本路徑：綠色技術創新、綠色制度創新、經濟結構調整（經濟結構生態化）和社會結構調整（生活方式綠色化）。
現代化模式的生態轉型是一個系統工程，上述措施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生態現代化建設，還需要大力促進環境友好的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環境友好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生態和環境領域的國際合作，確保中國的資源安全、能源安全和生態安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