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通報“小官腐敗”典型 有村官借征地斂財數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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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紅色通緝令”的二號人物、被稱為“億元股長”的李華波被遣返回國。
原供職于江西省鄱陽縣財政局的李華波，憑一枚假公章，伙同他人于數年間侵吞公款達9400萬元，相當于鄱陽這個國家級貧困縣年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李華波無疑是“小官巨腐”的典型之一。記者注意到，近一個月以來，廣東、福建、江西、云南、河北等地陸續通報多起小官腐敗問題，其中不乏如李華波這樣數千萬級別的腐敗分子。
現象：征地補償養巨貪 截留補貼“雁過拔毛”
記者梳理上述各地通報的40起案例發現，征地拆遷、工程建設、惠民資金發放成為小官借機斂財的主要領域。
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在征地拆遷、工程建設過程中，基層干部可支配資源尋租空間逐步擴大。在此批通報中，千萬級、百萬級貪官都與此有關。
據廣東省紀委通報，廣東中山市火炬開發區宮花村黨支部原書記助理兼宮花經濟發展公司原經理張連合，伙同公司財務馬雪梅，在協助政府從事對村國有土地的經營和管理及管理土地征用補償費的過程中，共同侵吞宮花村國有土地或土地補償款7249萬元。
廣州市白云區人和鎮明星村黨支部原書記梁錫全、東華村委會原主任周本財、漢塘村委會原主任李瑞陶、高增村委會原主任戴敏智，利用職務便利，幫助某物流公司承租由鎮政府劃撥給這四個村管理使用的征地拆遷安置用地，共收受該公司董事長高某賄賂1600萬元，與其他村干部私分。
據福建省紀委通報，福鼎市桐城街道玉塘村黨支部書記夏品顯、村委會主任夏品蘇挪用土地補償款200萬元，用于投資開發、牟取私利。河北省紀委通報顯示，承德灤平縣紅旗鎮原人大主席賈永海任小營鄉副鄉長時，受礦業老板請托協調采礦權整合事宜，后索要100萬元用于個人經營活動。
此外，惠民政策補助款被基層干部截留、套取、侵占現象也不少見。由于涉案數額通常不大，這種“雁過拔毛”的犯罪形式更具有隱蔽性。
例如，福建永泰縣葛嶺鎮溪洋村報賬員陳魁星私自將該村10戶共計19名低保戶的低保款存折扣留不予發放，并將上述低保戶的低保補助款及春節慰問金共計4.6萬元予以侵吞，用于個人開支。再如，江西永豐縣石馬鎮林潭村黨支部原書記、村委會原主任邱會來等人合伙私分國家地質災害避災移民建房補助款6萬元。
原因：官雖小 但權力可隨時“變現”
“公權力的過分集中是‘小官巨腐’的主要原因。”浙江工商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吳高慶認為，他們官雖小，但握有隨時可以“變現”的巨大權力，掌管土地、交通、資源等關鍵領域，特別是在各地供水、供電、供煤、供氣等資源壟斷部門擁有實際控制權。
此次各地在通報典型案例時，無一不指出涉案官員有利用職務便利的情形。這表明一些小官調用手中資源的能力不容小覷。
全國人大代表、華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戴仲川認為，小官之所以能巨腐，重點是處在“重要崗位”上，和官位沒關系，和權力大小有關系。“有些小行政部門管轄很多大企業，假如在審批、鑒定等方面為難一下，就可能造成很大損失，企業只能順從”。
吳高慶發現，處在關鍵崗位的小官往往與領導存在種種利害關系，由此被信任和放縱，形成“政績共同體”。此類小官對上阿諛奉承，對下極力打壓，一邊唱著清正廉潔的高調，一邊干著貪污腐敗的惡事，這種“雙面人”是反腐力量打擊的重點。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表示，在基層，決定權往往集中在單位一把手等少數人身上，他們成了真正“說一不二”的人，很容易導致腐敗。此次通報也顯示，擔任一把手的小官占全部涉案人數的近8成。對基層一把手限權刻不容緩。
對策：整治小官腐敗要規范權力運行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西代表團參加審議時說，要重視基層風氣問題，下大氣力整治發生在老百姓身邊的不良行為，對隨意插手基層敏感事務、截留克扣基層物資經費、處事不公、吃拿卡要、侵占群眾利益等問題，必須嚴肅查處，絕不姑息。
加大力度懲治基層腐敗得到各地的重視。有媒體統計，在今年各地紀委全會公報中，江西、青海、遼寧、山西、陜西都表態要整治“小官巨腐”。去年，巡視中被發現問題的北京、河北、上海更是要嚴查“小官巨腐”。
如何切實降低小官腐敗的可能性？吳高慶建議推出基層權力清單來規范小微權力，明確各個官員享有的權力種類、監督的責任主體、懲處的實施主體以及舉報的處理主體，讓責任體系對權力行使形成約束力。并且，整個清單要向全社會公開，將權力曝于陽光之下。
“失控的權力隨時都在搜索尋租空間，清水衙門也能出窩案，權力再小也不能脫離監督體系，基層權力必須在監督下運行。”戴仲川表示。
在這40起案例中，與村官有關的超過6成。從近兩年的情形看，村干部腐敗已呈高發態勢。有評論指出，只有用法治和制度手段管住村干部的權力，防止監管真空，才是扼制村干部違紀違法的治本之策。
首先，要有效發揮村民自治組織的作用，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自治及監管制度。其次，有關部門在撥付各項資金后，要對資金的使用情況進行全程監管，使用完畢后要進行審計，監管事項及審計結果要向全體村民公布。更重要的是，要從法治軌道及制度層面健全和完善村干部的常規監察制度，實現對村官貪腐的源頭治理。(記者賈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