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續發展：世界對發展道路的審慎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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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隨著人類文明的演進和對生態文明認識的不斷深化，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全球共識，對這一領域的研究也越來越熱，日漸深入。作為中國可持續發展研究的先行者，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牛文元自1983年加入聯合國布倫特萊委員會至今已30多年，為國家決策提供了大量可持續發展領域的研究與建議。近日，由他主持編寫的全球首部針對2015年后發展議程目標制定的專業研究《2015世界可持續發展年度報告》即將面世。本報對他進行了獨家專訪，就報告編纂背景、主要內容、突出亮點、世界意義等展開對話。
1 記者：牛教授好。我們知道，由您領銜編寫的《2015世界可持續發展年度報告》即將出版。這是全球第一份針對2015年后發展議程目標制定的專業研究。報告的籌備與編寫歷時三年多，最終確定在2015年推出，是出于什么考慮？
牛文元：早在2012年紀念里約地球峰會20周年的時候，我們就開始策劃編纂全球首份世界可持續發展報告，并選擇在2015年正式發布。現在，經過比較細致的準備，報告得以如期推出。
之所以選擇2015年，是因為它在世界上是一個獨特的年份：聯合國成立70周年，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執行的最后一年，更被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稱為“可持續發展之年”。
國際社會對可持續發展的關注日益深入。2013年，聯合國批準成立了“可持續發展目標開放工作組”，專門擬定全世界到2030年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工作組最終擬出17項目標及相關169個具體子項。后經國際科學理事會等做出了專業評議。2014年12月，潘基文向聯合國大會提交了一份2015年后發展議程討論綜合報告，發表了題為《在2030年前通往尊嚴之路》的演講，希望集中研討這些目標與任務，盡快促使各國達成共識。
為落實2015年后發展議程所規定的目標和任務，今年計劃召開幾次高級別國際會議：7月6日，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已經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了“可持續發展高級別政治論壇”，并在部長級會議上正式發布《千年發展目標2015年報告》，對全球和區域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進展情況進行了最終評估；9月，可持續發展特別峰會將在聯合國總部召開；12月，將在巴黎召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一次締約方會議。
中國對此反應積極。2015年5月，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向聯合國秘書處和各國常駐代表團提交了2015年后發展議程的中方立場文件。作為學者，作為負有咨政建言使命的中科院智庫團隊，我們有責任也有能力對這一專題進行評論并發表觀點。同時，我們特意將研究視域從中國擴展到全世界，在全球范圍內展示我們的學力與水平，彰顯中國作為世界大國的理論擔當。我們在長期研究中強烈意識到：中國智庫必須有學術自信，要走出去，要“睜眼看世界”，要敢于在客觀公正的前提下對世界作出獨立的評價。
2 記者：您剛提到，中國智庫應當睜眼看世界，對世界作出評價。具體到這部報告，或許有人會問：中國學者推出可持續發展的全球評價，底氣何在？
牛文元：中國在可持續發展領域中，從政府行動到學術研究都可圈可點，這也是為世界所公認的，并且成了我們編纂此報告的強力支撐和心理基礎。
首先看國家行動。1994年，中國在全世界190多個國家中第一個發布了自己的可持續發展行動計劃——《中國21世紀議程》。次年，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就把可持續發展作為國家戰略，正式寫入黨的文件。可以說，中國政府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意識、政策制定和行動能力等方面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同時，中國的人口政策幫助全世界“60億人口日”向后推遲了4年；從1990到2011年，中國貧困人口減少4.39億，對世界反貧困作出巨大貢獻，是實現千年發展目標最好的國家，凡此種種均受到國際社會的充分肯定和贊揚。
再看學術研究。1983年，聯合國成立了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又稱布倫特萊委員會)，在全世界聘請了二十幾位專家參與研究，其中就有中國生態學會首任理事長、中國科學院的馬世駿院士。馬先生主要從事蝗災治理，為了更全面地展示宏觀視野，他特別邀請剛從美國訪學歸國的我一道參與委員會工作。該委員會工作持續到1987年，發布了著名的《我們共同的未來》（亦稱布倫特萊報告）這一可持續發展綱領性文件。這個文件奠定了世界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框架，全世界目前所共識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就是以此為標志的。
在委員會工作的四年中，馬院士與我多次撰寫報告，闡述我們的觀點和建議，大致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可持續發展必須考慮各國國情和發展階段”；二是“要在世界范圍內體現公平正義”；三是關注重大的世界性“人與自然”關系；四是國際間的合作。在布倫特萊報告公布時，其中的2.5項建議被采納。此外，在世界可持續發展理論研究中，中國學者獨立提出與經濟學方向、社會學方向、生態學方向并列的系統學方向。同時，對于“可持續發展科學”，形成了具有深層次內涵的中國學派。因此，我們可以自信地宣稱：在世界可持續發展研究的進程中，中國學者是有貢獻的。
1994年，在周光召、李政道發起下，我們主辦了一次關于環境與發展的高層研討會，由我擔任組委會主席，當時中國關注該領域的官員與學者幾乎都參加了。其后我們出版了會議成果《綠色戰略》。1994年，我撰寫出版了中國第一本可持續發展理論專著《持續發展導論》。
1998年，我策劃并主持編寫了中國第一本《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每年一卷，持續至今，國內外對此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2004年，由時任中科院院長路甬祥擔任總主編，我作為執行總主編，編著了大型文獻著述《中國可持續發展總綱》。在全國180多位專家努力下，到2007年出版了20卷本（國家卷），被稱為中國可持續發展的百科全書，獲得中國出版政府獎，我也因此與意大利總統錢皮一道被授予“國際圣弗朗西斯環境獎”，成為發展中國家獲此獎項的第一人。
中國政府和學者始終關注世界可持續發展的現狀與未來，尤其對可持續發展從行動到科學的演進與歸納，投入了大量心力。我想，這也是我們編著《世界可持續發展年度報告》最堅實的基礎。
3 記者：60多萬字、300多頁、七大章的報告，內容之厚重豐實可以想見。可否請您概括一下這部報告的要點和亮點？
牛文元：《2015世界可持續發展年度報告》包含四大版塊：理論篇，集中表達了中國在“可持續發展科學”中的獨立見解；主題篇，集中表達了對于2015年后發展議程所涉及的戰略目標、自然基礎、人文基礎等的系統觀點；指標篇，將生存支持系統、發展支持系統、環境支持系統、社會支持系統、智力支持系統等五大系統整體納入指標體系的定量思考之中；統計篇，應用聯合國統計局、世界銀行、UNDP三大數據源，計算出全球192個國家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報告還特別提出了全球在2015年后發展議程中所面對的五個新挑戰：重新評估并制定目標體系；迎接全球網絡化；充分關注國家GDP質量；尋求統一的定量標志；深化可持續發展科學的研究。
《報告》在以下6個方面取得了積極成果：
一、整體推出“可持續發展科學”的中國學派，總結出可持續發展科學的兩大主線、三個元素、四個方向以及求取可持續發展內部邏輯自洽的“三度”原理，并應用這些理論首次全面評價各國可持續發展現狀以及未來的目標預期。
二、在世界上首次提出可持續發展“拉格朗日點”原理，并依此定量計算了世界代表性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時間表”。
三、針對“聯合國可持續發展開放工作組”所擬并將提交聯合國特別峰會的17項目標與169個子項，以及國際科學理事會和國際社會科學理事會對此所做的專業評議，提出了中國學者的獨立判斷。著重指出原目標設計“不分國別、不考慮發展階段、無選擇性排序、不明確共同而有區別責任”等的缺失，重新對“全球發達國家、新興經濟體、發展中國家、最不發達國家、小島國家”等五大類國家提出了更具針對性、更符合發展實際并具有優先次序選擇的目標組合。
四、《報告》始終堅持中國可持續發展科學的“系統學方向”，獨立設計出完整的指標體系，應用國際公認的數據，在全球首次定量計算出192個國家（地區）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水平。
五、在世界上首次推出獨創的測算可持續發展能力的“資產負債表”，并據此列出世界各國“可持續發展凈資產”雷達圖。
六、對2015年后發展議程可能遭遇的全球挑戰進行了全面梳理。
4 記者：“在世界上首次定量計算出各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時間表’，”我們很好奇這個時間表的結果，請您介紹一二。同時，這些結果是如何計算出來的？
牛文元：根據我們計算出的時間表，目前世界上最早可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國家是挪威，大約在2040年，距今25年。
世界最大發達國家——美國進入可持續發展門檻的時間在2068年，距今53年。
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中國進入可持續發展門檻的時間是2079年，距今64年。
世界最后實現可持續發展所定標準的國家是非洲的莫桑比克，大約在2141年，距今126年。
由上，世界最早進入可持續發展與最后進入可持續發展國家的年限相差101年，大約一個世紀。
制定時間表的理論依據，是中國學者提出的抵達可持續發展“拉格朗日點”所需要的時間，并在設定的前提下完成了計算。《報告》對進入可持續發展門檻的前提設定是：“無世界大戰發生、無全球性經濟危機發生、無全球性國際治理結構失控發生、無全球性網絡災難發生、無全球性不可控事件發生。”
什么是可持續發展的“拉格朗日點”？這本是天文物理中的一個概念，指對一個衛星而言，太陽和地球的引力都處于臨界最弱、以至于衛星能夠保持相對靜止的特定交叉點。我們移植并重新定義這個概念以衡量可持續發展。在該點上，能夠表現出三個平衡：人類活動強度與自然承載力的平衡（自然平衡）、環境與發展的平衡（經濟平衡）、效率與公平的平衡（社會平衡）。三大平衡的理論解就歸納為尋求可持續發展的“拉格朗日點”。只有當自然平衡、經濟平衡、社會平衡都符合拉格朗日點時，我們才能判定一個國家基本邁進了可持續發展的門檻。由此制定出一個國家進入可持續發展門檻的時間表。
5 記者：理論的推導，很有說服力。最后我們想請您談一談“可持續發展”這一概念本身。從提出到今天，這一概念是否也在不斷深化？應該怎樣科學理解其內涵與表現？
牛文元：我在報告中用三句話來概括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這是一個行星對于自然系統的整體關懷；這是一個世界對于發展道路的審慎選擇；這是一個時代對于人類文明的偉大貢獻。這三句話點明了可持續發展的價值追求、全球共識、文明內涵。
自1987年聯合國布倫特萊報告公布至今，我們對世界可持續發展在科學內涵上凝練出三大共識：堅持科技創新克服經濟增長的邊際效益遞減，即尋求發展的“動力元素”；堅持財富增加不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即維系發展的“質量元素”；堅持優化制度安排增加社會管理的理性程度，即體現發展的“公平元素”。只有當三大元素實現交集最大化時，才能全面體現可持續發展的真諦。闡釋這三大元素，可進一步理解成：只有當人類對自然的索取與人類向自然的回饋相平衡；只有當人類在當代的努力與對后代的貢獻相平衡；只有當人類在思考本區域發展的同時能考慮到其他區域乃至全球利益的時候，才使得可持續發展具備堅實的基礎，并將這一理念提升到科學的新階段。
可持續發展不是某個單一因素完成就可以實現的，它是一個綜合的科學體系。這一科學體系的整體構想，既從經濟增長、社會治理和環境安全的功利性要求出發，也從全球共識、哲學建構、文明形態的理性化總結出發，全方位涵蓋“自然、經濟、社會”復雜系統的行為規則和“人口、資源、環境、發展”四位一體協調的辯證關系，并進一步將此類規則與關系包含在整個時空演化的譜系之中，從而組成一個完善的戰略框架，力求在理論上和實證上獲得最大價值的“滿意解”。
可持續發展科學的“外部響應”，集中體現在“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協調，如果沒有人與自然之間的協同進化，就沒有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科學的“內部響應”，集中體現在“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諧，只有在和衷共濟、和平發展的氛圍中，才能求得整體的可持續進步。從而彰顯可持續發展的公平性、持續性和共同性三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