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在進步，資源和機會更豐富了，但人們的意識和上進心也隨之增強。當年的我們或許還不在意、或意識不到“粗養”對自己命運的傷害，不會在意少念幾年書、少學一些才藝。

陶短房 旅加學者

出生于1970年的我趕上了計劃生育的頭，當時已有“計生”的概念但還不是強制的，所謂“計生”也只是“最好一個最多兩個”而已，身為普通工薪階層的父母在工作和生兒育女間輾轉反側了四五年，才終于下定決心，為我添了個小整整五歲半的妹妹。

沒過多久，隨著溫柔的《甜蜜的事業》主題曲傳遍街頭巷尾，絕不甜蜜的“只生一個好”便雷厲風行起來，我們也差不多就此成了20世紀中國最后一批有弟弟、妹妹的孩子。

有弟弟妹妹是一件很奇妙的體驗。一方面，你會覺得你一下子長大了，是個大人了，父母會跟你商量“家庭大事”（盡管許多時候其實是想說服你“讓妹妹一下”），和妹妹走在外面，你也會油然產生一種責任感和保護感。由于父母工作太忙，我早早就學會了給妹妹喂奶糕（現在很多年輕一點的朋友恐怕都不知道“奶糕”是什么了吧）、換尿布，學會了買早點、換蜂窩煤、熱稀飯，甚至，還沒上初中的我，已經在叔叔阿姨們驚異的目光下去開妹妹小學的家長會了。

雖然想一個人出去玩、或只是自己安靜一會時，我們常常會把總纏著自己的弟弟妹妹視作甩不掉的“小尾巴”，但更多時候他（她）卻是你永遠不會離去的玩伴，惡作劇的拍檔，或你第一首歌的唯一聽眾；雖然“好東西總要和弟弟妹妹分享”的父母諄諄教誨，有時會讓你忍不住在心里大喊一聲“憑什么”，但最終你還是會心甘情愿或心不甘情不愿地照辦。改革開放之初，父親去南方出差，帶回兩塊朋友送的、小火柴盒大小的巧克力，我一塊、妹妹一塊，妹妹立即塞進嘴里，我卻不舍得，用錫紙包起來，每天敲一小塊解饞，吃了兩周都還剩一多半，妹妹饞得受不了，就央告父親逼我“大讓小”，結果我的那一塊自己吃得恐怕還沒妹妹多。后來妹妹長大了，在樂團工作，常有機會出國演出，每次回國都會給我帶巧克力，如果我不在就給我攢著，直到今天也仍如此，說是“還債”。

這些其實都是小事，最嚴肅的是升學、回城指標、頂替進廠之類決定一生命運的機會，以及煤氣罐、婚房之類實惠。當年有兩個孩子的四口之家，往往并不那么寬裕，難得的一個機會，給了大的就不能給小的，反之亦然，不公平是難免的，有的兄弟姐妹間關系好，會哭著喊著推讓這個“大梨”，也有些則正相反，為了爭搶這“一口飯”，弄到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間形同陌路，甚至反目成仇。有時候自家兄弟姐妹還好商量，連襟妯娌親家母之類卻添油加醋，搞到不可收拾。

雖然家境普通，我們兄妹卻是幸運兒，早早分別考上了外語學校和藝術小學，吃起了不同的“專業飯”，長大成人后天各一方，各做各的專業，一年難得見幾次面，或許正因為此，兄妹間反倒很少沖突，偶爾碰面總是很親切。

比我們稍小的一批人正是所謂的“獨生子女第一代”，他們對我們這些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前輩”，通常是且羨慕嫉妒、且慶幸僥幸的復雜心態，羨慕嫉妒的是有伴、有“完整的家”（我的一個小朋友就堅持認為“姨姨、姑姑、舅舅、外甥……這么多親戚稱謂都消失了，家也就不完整了”），慶幸僥幸的是不必和兄弟姐妹“攤薄”本就少得可憐的生活資源乃至人生機遇。

如今“全面二胎”的時代又已到來，自己有妹妹、又有兩個兒子的我一面慶幸自己“無縫對接”地跳過了獨生子女時代，一面不免杞人憂天地想：未來的孩子們，叫弟弟妹妹會否太沉重？

時代在進步，資源和機會更豐富了，但人們的意識和上進心也隨之增強，如果說當年的我們或許還不在意、或意識不到“粗養”對自己命運的傷害，不會在意少念幾年書、少學一些才藝，當年我們的父母更不會介意讓我們脖子上掛著鑰匙，在自己上班后、下班前的課外時間做半個“野孩子”，今天為人父母的我們這一代，以及我們重新擁有兄弟姐妹的下一代，他們也會不介意么？

昔日我們的父母都是“單位的人”，生活未必富足卻“不患寡而患不均”，每個單位都是大大小小的“社會”，生一個或幾個孩子，父母該做啥做啥，家庭負擔、工作影響并不顯得很大，可如今呢？重新擁有兄弟姐妹的下一代懂事后，會否覺得叫弟弟妹妹太沉重？

兒孫自有兒孫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或許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努力當好我們自己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