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霾在卻撤紅色預警 預警與霾現實是否錯位引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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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早上7時左右，北京大部分城區的空氣質量指數依然遠遠超過“300”這個嚴重污染的門檻，可偏偏空氣重污染的紅色預警卻在當天零時解除了。
這意味著單雙號限行取消了，學生們回到課堂，部分企業恢復生產。看著窗外濃重的霧氣，北京的任女士一咬牙決定，讓三年級的兒子繼續在家自學一天。任女士發現，朋友圈里全是這樣的疑問：“為何周六藍天還在，卻啟動了紅色預警，而今天霾意正濃，卻撤了紅色預警，是不是預警與霾現實錯位了？”
20多天里，北京兩次啟動紅色預警，在一些專家看來，已經積累了相當多的數據，是時候拿出一個全面的后評估報告，并及時對紅色預警方案進行調整。
預警與霾現實是否錯位
北京市的這輪紅色預警是從12月19日到22日，究竟為何要在19日藍天還覆蓋京城的情況下就啟動預警，北京市環境部門已經作過多次解釋，核心就是提前預警助于減緩污染，削弱污染峰值，達到“削峰降速”的目的。
北京市環保局有一個形象的解釋：氣象擴散條件不好時，城市的上空就像被一個大鍋蓋罩住，污染物散不出去。可如果在大鍋蓋形成之前，就減少一些污染物的排放和聚集，那么等到大鍋蓋鋪天蓋地襲來之后，污染的等級可能會比沒有任何提前準備的情況下好一些。
也有分析認為，19日與20日是周末，相比工作日，單雙號限行和中小學停課等措施對老百姓的出行影響要小一些，預警時機上有一定的提前量是可以的。
至于為什么霾還重的時候就取消紅色預警？北京市環保局的解釋是，紅色預警必須是空氣質量連續72小時達到重度污染，雖然12月23日的污染不能消除，但從此前的預報情況來看，全天空氣質量指數達不到重度污染的水平，沒有延時紅色預警的理由。
環保部治霾專家組的多位成員都認為，污染峰值的形成過程一般是來得快、去得也快，預計12月23日凌晨起，受弱冷空氣影響，擴散條件開始轉好，空氣質量自北向南將逐步改善，解除預警是經過謹慎分析研判的。
還有公眾質疑，為何北京已經取消了紅色預警，周邊的天津才剛剛啟動。對此，北京市環保局回應說，此次霾污染是自北向南發展，京津冀南端依然污染較重，天津市達到了啟動紅色預警的條件。
紅色預警之后需要清晰的成本賬
每次北京啟動紅色預警，北京工業大學環境與能源工程學院院長程水源就會對預警效果進行評估。
12月初的第一輪紅色預警啟動時，他監測到紅色預警首日減排污染量30%，PM2.5濃度增長的勢頭得到了有效遏制。12月19日起的這一輪紅色預警時段內，PM2.5濃度的下降比例約為20%到25%。
北京市環保局也表示，如果不采取紅色預警，有可能這幾天的空氣污染還會加重一個等級。
換句話說，就是紅色預警制度下，部分污染企業停產、機動車單雙號限行等全社會所付出的成本換來了PM2.5濃度的降低。
美國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的張俊杰曾經和他的學生研究過智利的空氣預警措施，并對其效果進行評估。近期，他也在關注北京的紅色預警。在他看來，要算清楚是企業停產損失大一些，還是老百姓因為重污染天健康出現問題的損失大一些，是不可能的。但至少有一點是肯定的，發展經濟的目的是為了讓人類過上更好的日子，但如果要以健康損壞為代價，才能發展經濟，這樣的發展代價太高。
所以張俊杰認為，健康損害的成本與GDP損失之間的成本比較是沒有辦法算的，也不值得算，但是預警結束之后，倒是可以算一筆細賬，哪些措施對減緩污染物的聚集有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哪些措施社會付出的成本很高，但減排效果有限，應及時作出調整。
張俊杰舉了個例子，他的一個朋友是北京一家熟食加工廠的負責人。這家熟食廠在12月18日接到有關部門的通知，要求從12月19日停產。這位負責人哭笑不得，熟食廠用的是天然氣，也沒有能污染大氣的污染物排放，生產與否與空氣治理應該沒有關系。這一停產不要緊，那些和各個銷售點簽的合同怎么辦？在張俊杰看來，讓一家食品加工廠停工4天增加的社會成本是不值當的。
張俊杰說，再比如，中小學停課這項措施，本身沒有減排效果，只是從健康的角度增加對青少年的保護，但從社會成本來看，家長壓力巨大。
“那么是不是在中小學停課的問題上有所調整呢？”張俊杰說，公共政策本身就需要不斷試錯和完善的過程，沒有哪些政策一出臺就是完美的，關鍵是要及時調整。
紅色預警需要更公開
張俊杰說，紅色預警是一種非常規手段，需要公眾更多地分擔社會成本，正因如此，政府主管部門需要向公眾提交一份減排清單，一方面讓老百姓知道都誰作出了貢獻，另一方面也利于公眾監督，能讓專家提出更科學的減排方案。
“智利的空氣預警機制就是不斷調整的。”張俊杰介紹說，智利空氣重污染的預警方案也是在空氣污染較重的情況下，企業要停產。這個政策的弊端是，污染治理好的企業也要停工，企業沒有改進治污設備的動力。
后來，智利對預警方案進行了調整，要求在重污染天，每個行業內污染最重的那幾家企業必須停工。因為這些重污染的企業，可能一家的排污量就抵得上幾十家的排污量。同時，政府公布污染最重的那些企業的名單供社會監督。
張俊杰說，這樣做的好處是，企業都不愿做最后的那幾名，有改進治污設施的積極性。企業平時也有較高的達標水平，其實是有利于環境治理的整體改善的，畢竟紅色預警不是常態。他建議，北京等城市也應該考慮，紅色預警時，究竟需不需要一刀切的政策。
另一個值得借鑒的經驗是，停產的名單一定要向社會公布，接受民眾的監督。與其讓環保人員花大力氣去企業門口蹲守，不如讓老百姓自己去監督周邊的污染企業。
“停產限產污染源名單的不公開，公眾既不清楚哪些企業停產限產了，也不知道是否真的落實了，就可能會給‘地方保護主義’提供機會。”北京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