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上海某商場的醒目位置張貼了控煙公益海報及禁煙標識。中新社記者 張亨偉 攝

控煙從專業研究變成大眾參與

首部“中國控煙史”面世 如今控煙已經深入人心

今天是世界無煙日。今年的主題是“煙草和心臟病”，確定這一主題，旨在提高公眾對煙草使用和二手煙暴露對心血管健康影響的認識。而就在無煙日到來的前夕，中國控煙界也迎來了一大盛事：由十余位控煙專家參與撰寫的一本名為《中國控煙》的專著面世，它也成為我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控煙史”。

-北京經驗

引入全民監督

破解執法力度不足

北京于2015年6月1日施行《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根據《條例》要求所有室內公共場所、工作場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煙。北京市衛生監督中心負責條例的執法，然而全市只有2000多名衛生執法人員，如何覆蓋這座2100萬人口的城市呢？北京市控制吸煙協會想到了利用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力量。

在采訪中，北京市控煙協會會長張建樞告訴記者，為了解決執法力量嚴重不足的問題，他們向北京市科委申請了政府項目，開發了基于GPS定位的“控煙一張圖”，并招募控煙志愿者輔助執法人員，提供精準執法的依據。控煙一張圖上線后，當遇到二手煙，公眾可以在微信中打開它，根據自己的定位，舉報吸煙現象，附近的志愿者就會根據地點，前往被投訴的場所，根據場所的控煙工作落實情況，指導場所經營者進行相應的整改。若某場所被多次投訴且拒不改正，北京控煙協會將會匯總數據，提供給衛生監督執法隊員，由他們根據《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對場所做出相應的處罰。

因為有了控煙一張圖，使全市的投訴量從初建期每月200件，發展到2017年下半年每月1200件，現在微信舉報也已經成為政府12320投訴舉報電話的重要補充。今年3月，在第17屆世界煙草或健康大會上，張建樞也把北京經驗推薦給了世界衛生組織以及參與全球健康國際控煙會議的人士。

控煙曾經只是專業研究

楊功煥，我國著名公共衛生和流行病學專家，專著控煙25年。談到由她牽頭主編的這本《中國控煙》，她感慨萬千。上世紀90年代初，楊功煥從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學成歸國后，主要從事流行病學研究，那個年代，“控煙”的話題還只是局限于像他們這樣的專業人士研究領域，尚未進入公共議題。他們一直在嘗試做一些吸煙與疾病以及人類健康關系的研究，然而研究范圍僅限于專業領域。

而控煙真正走入公眾視野，要從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談起。2003年5月21日世界衛生大會批準，呼吁所有國家開展盡可能廣泛的國際合作，控制煙草的廣泛流行。我國于2003年11月10日正式簽署《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公約的頒布使得世界范圍內，控制煙草成為一般公眾關心的話題。楊功煥告訴記者，實際上在我國控煙開始受到社會廣泛關注是從2009年以后才逐漸開始的。

“2014年的時候，我在紐約全世界知名的醫學雜志《柳葉刀》發表了一篇有關中國控煙的文章，隨后出版社的編輯找到我，希望能把這樣一篇文章擴展成一本書。”楊功煥告訴記者，世界控煙界普遍認為中國的控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因為中國人口占據了全球總人口五分之一，而煙草消費量占據了40%多。中國如果控煙做不好，全世界的控煙就很難說取得成果。

就是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一部洋洋灑灑的“中國控煙大全”的雛形開始在她的腦中醞釀開來：中國控煙是落后的，這是不爭的事實。中國不僅煙草生產第一，還有高居不下的男性吸煙率和3.5憶吸煙者；和多個國家相比，排名第一的二手煙暴露率和7.4億二手煙的受害者，以及每年高達100萬人的吸煙所致死亡；還有我們國家便宜的卷煙、漂亮的煙盒，想戒煙的人得不到幫助，有35%的吸煙者都是戒過煙又復吸的；“煙草院士”、“煙草希望小學”等等現象；多次獲得國際非政府組織授予的臟煙灰缸獎，還有“履約”規定竟是煙草業對付《公約》的對策……

那么中國控煙落后是否因為缺乏控煙意識？回顧20余年與煙草的“斗爭史”，楊功煥的答案是否定的，她認為，需要更廣闊的視野來理解中國的控煙。

近7年控煙效果喜憂參半

在2011年的時候，中國在控煙履約方面沒有太多進展，當時的控煙界人士為中國控煙現狀打出了37.3的低分。2011年以后，隨著國際上控煙運動的推進，中國控煙在政策領域也取得了一定的進步。哈爾濱等15個城市已相繼出臺了基本符合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第8條精神的無煙法規，北京、上海、深圳的公共場所無煙法規完全符合《公約》要求；越來越多的城市、機關、企業加入無煙單位的創建活動，社會控煙共識不斷提升。

2013年底，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布了《關于領導干部帶頭在公共場所禁煙有關事項的通知》，使各級領導干部知所規避。

2015年，通過提升煙草稅，調整了卷煙價格。目的是獲得雙贏：既能增加政府收入，又能減少卷煙消費。雖然2015和2016年卷煙消費分別較前一年度降低2.3%和5.6%，但2017年又較前一年上升0.8%。控煙人士認為，這與中國的卷煙價格相比仍舊偏低，且卷煙的支付能力逐年上漲，稅占零售價格的比重遠低于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標準有關。

此后，促進《廣告法》成功修訂，加上其他法規相繼生效，大多數煙草廣告和促銷形式從法律上得到禁止。與此同時，中國政府支持普及，并建立了戒煙診所和戒煙熱線，引入了簡單戒煙干預技術，更新了臨床戒煙指南，并發展了戒煙熱線指南。

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楊功煥也同時看到了整個社會環境更加嚴峻的一面，比如對非政府組織的管控比以往要嚴。另外，雖然一半的吸煙者都有戒煙需求，但戒煙率僅為18%；而無人造訪戒煙門診，與煙草成癮的診斷、治療和咨詢服務未融入到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特別是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機構中；戒煙服務和治療成本完全沒有被醫療保險計劃覆蓋。

建議衛健委牽頭履約

“今年，國務院機構改革，把控煙履約職責劃歸到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了，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楊功煥說，《中國控煙》對未來如何控煙提出系列建議，最關鍵的一條建議是：在接下來重組的履約協調領導小組中，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為組長單位，財政部、外交部為副組長單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司法部、交通運輸部、文化和旅游部、農業部、海關總署、國家稅務總局、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等部門組成的履約協調領導小組，加強履約機制建設，明確部門職責和約束機制。工業與信息化部和國家煙草專賣局應排除在履約協調領導小組之外。

楊功煥坦言，這樣的建議是基于對當下現狀的理性判斷：最棘手的難題就是煙草企業的干擾，“如果不改變發展觀，像《公約》陳述的那樣優先考慮其保護公共健康，中國的煙草控制必然會面臨巨大的挑戰。其中最重要的是煙草企業利益集團的阻礙。”

然而，煙草專賣局會不會被排除在重組的履約協調領導小組之外還是未知。中國控煙形勢是否能擺脫煙草專賣局的“干預”？楊功煥認為，今年或將成為最重要的“拐點”之年，“大家就看今年衛健委的組建動作了。”

“我認為作為一個公共衛生專家，如果他的研究結論能夠對社會公布，能夠影響政策，那樣才不會成為一個關在書齋里的研究。”楊功煥說，控煙20余載她最大的成就和滿足感也來源于此。

控煙在中國是一場自下而上的公共衛生運動，最初作為公共衛生領域的一個話題，并沒有進入公眾視野，而到今天，公眾、媒體對控煙這個議題已經變得相當熟悉、敏感和關注，這就是成績。“我們做公共衛生的人，最希望得到的就是公眾的響應、動員。如果不是到達一個全民總動員的階段，那么公共衛生議題影響力就會很小的。時至今日，通過20多年的努力，使得控煙議題深入人心，這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楊功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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