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文化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石，它代表了社會核心價值理念，具有一定的傳承性與演進性。而創新文化是一種亞群體的大眾文化，最早可追溯到?16—17?世紀的歐洲；創新文化以科學精神、科學思想和創新意識影響著歐洲科學的發展進程，使自然科學與神學分離，為歐洲工業革命的爆發提供了一片沃土。與西方相比，我國傳統文化中很早就出現過“革故鼎新”“先王之法不可法”的求變精神，為創新文化積淀了深厚的思想基礎。然而，直到?20?世紀中葉，創新文化的萌芽才真正開始在中國出現，它伴隨著“新文化”運動而生，帶有很強的外源性，不可避免地要面對“體用問題”的爭論與探索，而這種“西學東漸”方式的爭論卻成為中國文化變革和社會變革的動力源。

如今，文化的碰撞與融合已成為國與國交流的主要形式，是國家之間開展務實合作的重要基礎。在此過程中，創新文化又成為促進各國在更多領域和范圍、更高層次與更大程度交往的關鍵要素。但從概念上看，創新文化往往與同宗不同源的科學文化極易發生混淆。就內涵而言，科學文化力求建立一種一般性的科學思維范式，是對歷史上穩定、成熟的科學思想、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進行模式化總結，也是公眾認識科學、認同國家科技發展戰略的思想基礎；而創新文化力求根植于服務創新活動，它是激發生產要素與生產關系不斷重組的思想動力，是公民參與科學、國家參與全球科技競爭的思想保障。科學文化與創新文化的特征也反映了兩者最大的不同：科學文化是科學長期發展中所形成的思維范式，它具有共性、統一、穩定的特征；創新文化卻非如此，由于不同國家、不同區域的發展環境、經濟基礎、文化底蘊的不同，其選擇的創新路徑不會完全一樣，這就導致創新文化的區域差異性。同時，隨著國家間與區域間的交流日益頻繁，以及科學技術的持續進步，使得創新文化既有碰撞又有融合，相對科學文化而言，展現出了極強的獨立性、不確定性與演進性。

目前，創新文化最常見的類型是企業創新文化。這源于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是知識價值鏈的末端載體，其在知識轉化與應用中的創新行為較為顯性，易形成穩定的價值文化；相比之下，作為知識創新主體的科研組織，則處在知識價值鏈的前端，其在知識生產與創造中的創新行為較為隱性，是一種兼具科研組織特色的科學文化，隱性且不易挖掘。而中國科學院（簡稱“中科院”）自?1949?年建院以來，始終將科技創新根植于各項事業的沃土中。在幾代中科院人的不懈奮斗下，中科院形成了兼顧知識創新與技術創新全鏈條的科學創新文化形態，衍生出與創新活動休戚相關的價值理念、思維模式、行為規范、制度體系等科學創新文化核心要素，不斷為科研人員營造催生創新靈感、激發創新潛能、保持創新活力的人文生態環境，在促進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維護國家基本安全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科院創新文化的實踐、探索與演進

價值理念：從“科學救國”到“科學報國”再到“科學強國”

中科院最早的價值理念可以追溯到中國科學社提倡的“科學救國”思想。中國科學社作為我國最早的現代科學學術團體，為當時的國立中央研究院及國立北平研究院輸出了大量的優秀人才，而這兩所“國”字頭研究院成為新中國成立后中科院草創時期的重要基石。成立之初，中國科學社就提倡“科學發明之效用于尋常事物而影響民生于國計民生”，并描繪了用科技振興實業、挽救中國的美好愿景，其行動具體表現在：打破了封建專制思想的束縛，將科學視為民主社會主要的驅動力；大量引入近代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科學思想與科學文化，并且建設了天文學、物理學、生物學三大學科體系，彌補了中國近代科學事業及工業體系上的空白；培養了一批關心時政、抨擊時弊的知識型新青年，客觀上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及其中國化道路的探索打下堅實基礎。

“科學報國”是中科院?70?多年發展歷程中的重要特質，早在中科院創建初期就已經產生了萌芽。一些長期身居海外的科技工作者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主動放棄了優厚的生活待遇和良好的科研條件，踴躍回國并致力于祖國科技事業建設，成為了新中國基礎科學領域的學科奠基人。他們時刻秉持著“科學報國”的價值理念并展現出?3?個共性特征：①牢記近代中國的屈辱史，樹立了憂國憂民的意識；②受早期“科學救國”思想啟蒙，始終將科學視為強國之方略；③大多師出名門且學業有成，很早就取得了重要的學術成就。在“科學報國”思想與特征的傳承下，經幾代中科院人的努力，終于彌補了新中國基礎學科領域的空白，促進了新興學科在新中國生根發芽，極大繁榮了新中國各項科技事業的發展。

“科學強國”體現了中科院迎難而上、主動參與全球科技競爭的歷史責任與使命擔當。當前，國際形勢復雜多變。一方面，近幾年復蘇的單邊主義與民粹主義不斷阻撓全球和平穩定，致使多邊貿易秩序遭到破壞。這也讓中科院全體研究人員深切體會到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將使產業發展蒙受巨大沖擊——解決“卡脖子”的關鍵技術將成為強國之路的根本。另一方面，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革命正在重塑全球科技創新版圖、重建全球經濟結構。中科院作為引領國家科技發展的“火車頭”，必將成為我國下好科技“先手棋”以實現前瞻性基礎研究、引領性原創成果重大突破的核心力量。

思維模式：爭做“兩彈一星”精神的踐行者與傳承人

由黨中央領導并由中科院主要參與的導彈、核彈、人造衛星的研制工作被譽為“中國人民在攀登現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創造的奇跡”，充分體現了“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勇于攀登”的高尚品格，被習近平總書記稱贊為“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而中科院既是“兩彈一星”精神的踐行者也是傳承人。

“熱愛祖國、無私奉獻”展現了全體中科院人優秀的精神品格。以“兩彈一星”元勛為代表的中科院老一輩科學家時刻聽從祖國的召喚、時刻聽從黨的指揮、始終把祖國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行為準則，反映出中科院廣大科技工作者自覺把崇高的科學事業與愛國、愛黨、愛人民進行高度統一的客觀事實，這也是中國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具體實踐。“熱愛祖國、無私奉獻”傳承了幾代中科院人始終保持與國家歷史使命同心同向的堅定政治立場，這不僅是中科院各項工作的立身之本、成長之基，更是中科院在不同時期可以持續出成果、出思想、出人才的基本保障。

“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體現了幾代中科院人對科技創新不斷追求的使命擔當。新中國成立初期，在面對帝國主義的封鎖和核威脅，以及蘇聯政府單方面撕毀技術援助合同的背景下，參與“兩彈一星”工程的中科院人展現出了技術上雖孤立無援但自立自強，生活上雖以帳篷為家并以戈壁、黃沙為伴，卻砥礪前行的堅強品質。如今，國家在科技投入力度與物化環境建設等方面與“兩彈一星”時期相比有了巨大的改善，而“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也具有了新的時代內涵：要充分認清我國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任務始終沒有變，且在全球科技競爭日益加劇的背景下，中科院人不得不更加依靠自己，也不得不付出更為艱巨的努力，以有效貫徹新時代的辦院方針。

“大力協同、勇于攀登”不僅反映了良好的團隊精神，更反映了頑強的工作作風，也是全體中科院人開展科技創新工作的內在固有品質。“兩彈一星”工程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研發高精尖國防武器的系統工程，在其研制過程中不僅需要采集、研究、生產、試驗、運輸、使用等多環節的協同，還需要無所畏懼、攻堅克難的勇氣。而在全球科技高速發展的今天，國家重大的科技項目往往展現出復雜性和綜合性的特征：不“大力協同”就會吞下科技創新中“孤島”現象的惡果，造成科技資源無序流失與浪費的不良影響；不“勇攀高峰”就難以啟動科技創新的引擎，無法實現科技創新對國家經濟增長的驅動作用。而中科院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通過分類改革使研究單元發揮協同優勢形成核心競爭力，并以此保障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穩定開展。

行為規范：創新科技、支撐發展、服務國家、造福人民

創新科技就是要堅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中科院在?70?多年的歲月征程中始終以科技自立自強為初衷，通過不斷夯實知識基礎與不斷完善知識體系，產生一批受到國際公認的原創性成果，如建立了工程控制論、推動了“哥德巴赫猜想”、提出了細胞重建學說、找到了東南亞大氣環流規律等；通過進行高難度的綜合科學考察，率先積累了眾多寶貴的科學數據，為基礎生物學、地球科學、大氣科學等建設與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設立了?270?余個用于科學數據采集的野外示范（區）基地、觀測臺與監測站，促進了空間科學、環境與生態學等的快速發展；通過學科交叉與資源共享的方式，率先在原創發現、原創技術、原創工程等方面有所突破，如獨立發現了液氮溫區銅氧化物超導體；聯合攻關完成甲種分離膜的制造技術；領導主建了舉世矚目的?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等。

支撐發展就是要堅持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中科院在不同發展時期始終以促進經濟社會生產力發展為行動指南，表現在：主動承接國家與地方政府的科技治理項目，解決經濟發展中的疑難問題，如黃河、長江流域灌區土壤治理研究，包蘭線沙坡頭鐵路治沙防護體系研究，以及黃土高原綜合治理定位試驗研究等；制定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為國家與地方施政決策提供重要的科學參考，如從“渤海糧倉”節水增糧到建立國家“碳收支”評估體系，再到建設戰略生物資源“國家寶庫”等；加快科技供給、加強經濟發展動能的轉化效率，如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核心技術與工業示范項目、海洋生態牧場研究與示范項目等；從社會生產生活的實際問題出發設立科研資助項目，如農業生產中的東南飛蝗根治方案研究、遠緣雜交與分子育種研究，以及生命健康領域的干細胞與再生醫學研究等。

服務國家就是要堅持面向國家重大戰略需求。中科院始終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領土完整為己任。例如：抗美援朝時期，中科院的科研人員在我國東北進行了反細菌戰科學調查，成功粉碎了美帝國主義的生化戰陰謀；在應對帝國主義核威脅時，成功完成了舉世矚目的“兩彈一星”工程，保障國家主權不受侵犯；和平時期，繼續參與鞏固與加強國防實力的工作，如設計了新中國第一臺原子能用潛望鏡、研制了新中國第一艘核動力潛艇反應堆等。2000?年以后，中科院又把維護國家網絡信息安全作為重要目標，不僅布局了國產芯片與軟件的研制，開發了自主產權的高性能計算機，還建立了量子級的通訊網絡；同時，為保障國家戰略的穩步開展，中科院在空間探測科學領域也加強了布局，特別是在載人航天與探月工程的科學與應用、空間科學系列衛星的研制等工作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

造福人民就是要堅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中科院始終秉承國家“科技惠民、科技為民”的服務宗旨，時刻以保障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與身心健康為重要目標。在機制上，通過設立“個性化藥物-基于疾病分子分型普惠新藥研發”戰略性先導科技專項（A類）來提升藥物敏感性人群的治愈水平，以及通過構建全球公共衛生高致死傳染疾病的研究載體（中科院武漢國家生物安全實驗室）來探索生物安全的監測、防范與治理路徑；在行動上，完成了人工合成牛胰島素、抗瘧新藥青蒿素等攻關難度極大的應用研究，發現了中草藥的化學與活性成份并制定了相應的質量評價標準，研發了結晶天花粉蛋白、輕甲芬太尼等藥用價值極高的新藥品種，開展了抗腫瘤分子機制、石杉堿的化學藥理機理等高水平基礎科學研究，參與了眾多自然與地質災害地區的心理援助與輔導工作，從而為我國生物醫學與健康產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制度體系：科技體制機制創新的先行者

在國家對中科院“五位一體”形象定位中，“先行者”一詞肯定了中科院在推動國家科技體制改革中作出的卓越貢獻，這是中科院幾代人堅持制度創新的結果。中科院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率先奠定了新中國現代科研管理模式，并在不同地區形成了以分院領導的?31?個所級建制的研究單元，這極大繁榮了新中國早期科學事業的發展。隨后，為滿足社會主義科技發展需求，中科院出臺了新中國首個高端科技人才培養方案——《中科院研究生培養暫行條例》。

“科學的春天”到來后，借助改革開放的政策紅利，中科院在激發科技發展活力方面做了一系列制度探索。例如：建立了新中國第一個留學基金制度，僅?1978?年第一屆就向西方科技強國派遣?130?人留學生；建立了研究生學位管理制度，培養出新中國第一個理學博士、第一個工學博士、第一個女博士、第一個雙學位博士；建立了新中國第一個“擇優”獎學金——郭沫若獎學金；基于《中國科學院科學基金試行條例》成立了新中國第一個全國性官辦科學基金機構——科學基金委員會，并由此推動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成立，為新中國科技事業走向繁榮提供了穩定的制度保障。

深化改革時期，為防止科技發展與經濟建設發生脫離，中科院率先探索了科技成果轉化模式。在最早向地方轉化的?2?000?項成果中，超過?1/10?獲得了國家級獎項。其中，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二步發酵法生產維生素?C?的新工藝”以?550?萬美元轉讓給瑞士羅氏（Roche）公司，成為我國?1985?年最大的一宗技術出口項目。借鑒“一國兩制”的制度創新，中科院提出了“一院兩種運營機制”的辦院模式，對基礎、應用、開發?3?類工作采取了不同的管理辦法，并將治理結構調整為專家治院（所）的模式，即所長負責制。率先探索了科技成果獎勵制度，設立了門類眾多的獎金（如陳嘉庚科學獎獎金、中科院院長獎學金、中科王寬誠人才獎獎金等）和獎項（如中科院自然科學獎、青年科學家獎等）；出臺了新中國首個科技人才計劃——“百人計劃”，建立了靈活的人才培訓體系（如訪問學者制度、在職博士生制度等）。同時，中科院充分發揮官辦科技智庫的作用，對新中國科技事業與經濟建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王大珩、王淦昌、楊嘉墀、陳芳允?4?位院士提出的《關于跟蹤世界高技術發展的建議》被中央政府采納，并形成科技界耳熟能詳的“863”計劃，從而為我國加快全球熱點學科的布局、防止科技與產業“脫鉤”奠定了理論基礎；以周立三院士為核心的新中國首個國情研究小組向黨中央提交的《生存與發展——中國長期發展問題研究》咨詢報告受到了高度重視，為新中國可持續發展之路的探索提供了方法保障；由王大珩、師昌緒等院士參與提出的《關于早日建立中國工程與技術科學院的建議》，以及周光召院長提出的組建“中國工程與技術科學院”的?5?條原則性意見，均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批示與認可，為中國工程院的建立和中國工程技術科學的發展方向提供了實踐經驗。

知識創新工程時期，中科院作為試點單位，通過調整、整合、撤并與轉制的方式，率先帶頭精簡和優化了研究組織結構，激發了創新的活力。在學科建設上，強化了新興學科與交叉學科建設與優勢，為應對知識經濟時代的競爭和創新體系建設做出了勇敢探索；完善國家實驗室（籌）、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工程實驗室等?14?類科研載體，充分調動創新要素的流動與重組；率先實施人事制度改革，打破了“鐵飯碗”，推行了績效評價體系、改革資源分配模式，加大了激勵舉措，由傳統的人事管理跨越到人力資源管理，為人力資源轉化為人才資本奠定了堅實基礎；形成了科技創新成果轉化模式，進一步理順了知識、成果、效益的邏輯關系，為加快科技成果轉化奠定了堅實基礎。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科院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四個率先”的要求，部署了“率先行動”計劃。全方位推動了戰略性先導科技專項的實施，全面制定了研究所分類改革措施，深入實施了人才培養與引進相結合的系統工程，開展了國家高端智庫建設的試點工作。同時，還進一步探索了創新型領軍人才的培養方式，通過科教融合的方式加強了中國科學院大學的科研與教學力量——在科睿唯安公布的?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ESI）排名中連續數月穩居中國內地高校首位。這些制度創新舉措對中科院出成果、出思想、出人才，以及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正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新時代下中科院創新文化建設的展望

在價值理念建設方面。在文化自信的前提下，強化創新文化的覺醒意識，提煉中科院的創新文化元素，并形成中科院特有創新文化特質，建立以價值理念、使命責任與精神風范為核心的創新文化價值系統。促進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與新時期文化觀相結合，增強科研人員民族自信心和使命感，強化“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奉獻意識。提升科學家的社會責任意識，既能創造知識又能傳播知識，加快提升全民的文化素養和科學素養，將科技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有機結合在一起。積極推動國家創新文化價值體系建設，海納百川吸納全球優質的創新文化元素，將其與時代精神、科學精神相結合，從而發展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思維模式建設方面。自覺把個人理想與國家命運、個人志向與民族復興緊密聯系在一起。牢記作為“國家隊”“國家人”必須心系“國家事”，肩負起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時代擔當，努力在科技自立自強中發揮骨干引領作用。把“熱愛祖國、無私奉獻”的優秀品格融入到中科院各項事業的發展中；把“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永攀高峰”融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中，以“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找準問題、率先破題”的思維模式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營造良好的文化氛圍，為推動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的思想保障。

在行為規范建設方面。樹立科技創新自立自強的文化價值準則，以解決我國“卡脖子”技術為導向，加強國際熱點領域重大科研項目的交流合作，完善研究所國際估計評估標準與機制，促進全球標志性成果的快速產出；以打造全球一流的科研隊伍為基礎，培養全球熱點學科的推動者與新興學科的奠基人，提升國際重要科研職務的任職數量，增強中國科學界的國際影響力與話語權；以承擔國家重大戰略科研項目使命，在國家基礎創新能力建設中保持能“上天、入地、下海”的優勢，有效解決國家可持續發展中的重大科技問題；以服務國家經濟建設為責任，加強新興技術與國家產業發展的融合能力，用創新驅動產業模式和企業形態的根本性轉變，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

在制度體系建設方面。繼續發揮創新文化對制度創新的促進作用，積極推動科創中心與國家實驗室建設，調整科技布局、優化資源配置結構，切實解決知識經濟高速發展與知識成果儲備不充分之間的矛盾；不斷開拓科技變革之道，優化科教融合的實施方案，形成中科院科研院所、學部、教育機構“共有、共治、共享、共發展”的有機整體，拆除制約科技交流的藩籬，為科技跨越發展奠定基礎；立足基本國情、聚焦全球變革，瞄準現階段科技發展鴻溝中的“卡脖子”問題，關注未來全球科技變革中的“卡腦子”問題，以充分的準備應對不同發展階段的全球重大科技挑戰。

（作者：趙軍，中國科學院國家空間科學中心；楊陽，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