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既取決于自然科學發展水平，也取決于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水平。一個沒有發達的自然科學的國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個沒有繁榮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國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激蕩的不僅有科技的競爭，更有思想的角逐；國家間既有科學技術硬實力之較量，也有人文社科智庫軟實力之較量，而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都是決定國家戰略競爭力的重要變量。如果說自然科學的作用更多地體現在創造物質財富，以促進國家和人民富裕，增強國家發展的硬實力，那么社會科學的作用則更多地體現在創造精神財富，以改進國家和社會治理，增強國家發展的軟實力。我們既要爭奪科技領域的制高點，增強科學技術的自立自強，不斷增強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又要爭奪思想理論的制高點和意識形態的話語權，增強社會科學的自主可控，不斷增強國家戰略思想力量。新型智庫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協同發展的關鍵鏈接點、重要生長點，是增強國家戰略思想力量的重要平臺、載體。貫通融合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推動形成具有強烈現實問題導向的智庫科學，是新型智庫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新型智庫增強國家戰略思想力量、助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關系的歷史考察：從綜合到分化到再綜合

長期以來，科學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先綜合后分化再綜合的過程。當前，世界科學發展的總趨勢是走向“高度分化”與“高度綜合”的統一。所謂“高度分化”，是指科學越分越細，新學科、新分支、新門類越來越多；所謂“高度綜合”，是指不同學科分支之間的聯系也越來越多，以各種不同方式相互交叉、滲透和融合。從某種意義上說，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在深處根根相連；生長到一定階段，在高處枝枝相通，最終融合為一體，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機體。

從自然科學奔向社會科學的強大潮流

馬克思主義學說是在?19?世紀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發展成果的基礎上創立的。馬克思認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互包含、相互交叉：“歷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為人這一過程的一個現實部分。自然科學往后將包括關于人的科學，正象關于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這將是一門科學。”列寧說：“從自然科學奔向社會科學的強大潮流，不僅在配第時代存在，在馬克思時代也是存在的。到?20?世紀，這個潮流是同樣強大，甚至可以說更加強大了。”現代科學技術革命的洶涌浪潮，正在對傳統意義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關系進行深刻重構，諸如環境科學、空間科學、海洋科學、能源科學等大量綜合性、邊緣性、交叉性科學，其內容、內涵早已超出單純的自然科學范疇，成為與社會科學相互交織、互相融合的新興科學，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合流越來越成為現代科學發展的根本趨向。

世界重要科學中心形成的哲學社會科學之基

在近代以來的科學發展史上，先后形成?16?世紀的意大利、17?世紀的英國、18?世紀的法國、19?世紀的德國和?20?世紀的美國等?5?個世界科學中心，其間經歷了?4?次世界科學中心大轉移。世界科學中心的形成和轉移，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哲學社會科學發揮了思想解放的先導作用、哲學思想的指導作用、社會氛圍的鋪墊作用、制度創新的保障作用、精神力量的滋養作用。如果把科學知識比作一個圓盤，圓盤的邊緣是觀察實驗獲得的經驗知識，從邊緣往里是科學中的理論知識，圓盤的中央則是有關自然的基本哲學觀點。科學和哲學的相互激蕩，為造就人類輝煌文明貢獻了重要力量。實踐證明，哲學社會科學在自然科學和技術發展過程中具有“方向盤”和“底盤”的作用，哲學思維思辨往往是科學思維的“磨刀石”，思想革命往往是科技和產業革命的“助產士”。

新中國成立以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分流與融合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發展，經過了漫長的“分流”階段，現在開始呈現加速“融合”趨勢。2004?年3?月，中共中央印發《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提出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四個同樣重要”，強調要推進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交叉滲透。

從高校系統看。1952?年?6—9?月，我國大規模調整了全國高等學校的院系設置，根據“以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師資為重點，發展專門學院，整頓和加強綜合大學”的方針，在一個時期內一度形成自然科學強、社會科學弱的局面。2011?年11月，教育部、財政部印發《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繁榮計劃（2011—2020?年）》，強調：充分發揮高等學校學科齊全的優勢，著力推進跨學科研究，促進哲學社會科學不同學科之間，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工程技術之間的交叉融合，培育新的學術領域和學科增長點。隨著全國各地興起創辦和建設綜合型大學的熱潮，包括部分理工類大學，均大力建設哲學社會科學相關院系、發展相關學科，自然科學強、社會科學弱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觀。

從中國科學院系統看。1950?年?6?月，中國科學院首批成立的?15?個研究所中有?4?個是社會科學類。1955?年?6?月，中國科學院學部體制建立，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為當時的?4?個學部之一。1977?年?5?月?7?日，經黨中央批準，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基礎上正式組建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并賦予其馬克思主義的堅強陣地、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最高殿堂、黨中央國務院重要的思想庫和智囊團三大定位。2020?年?9?月，中國科學院組建哲學研究所，旨在從哲學的高度把握科技進步的大方向，提升中國的科技原創能力，目標是通過創建科學家與哲學家的聯盟，促進科技創新、哲學發展和文明進步。

從自然科學界與社會科學界合作看。1978?年?3?月，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與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書信討論邊緣科學和技術革命問題。1984?年?10?月，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與錢學森開展對話，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兩大巨擘共同呼吁學科的互相融合和互相滲透，提倡跨學科的合作與發展。從?1985?年起，以錢學森為代表的許多著名科學家呼吁建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聯盟，并于?1986?年在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常務委員會中成立了由錢三強任主任的促進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聯盟委員會。1991?年，錢學森?2?次寫信給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書記郁文，討論將自然科學技術的學術團體與社會科學的學術團體聯合成為一個統一的學術團體。2003?年?4?月，為了“從國家戰略角度思考科學與人文，從科學與人文角度思考國家戰略”，著名科學家路甬祥和著名理論家鄭必堅共同倡導發起“中國科學家人文論壇”，并得到了眾多知名科學家、人文學者的關注與支持。與此同時，省級層面也開展了相應的探索實踐。例如，1987?年?1?月，天津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與市科學技術協會、市社會科學院在全國率先創立“兩界聯盟”活動，2015?年?9?月其更名為“兩科聯盟”。2003?年?9?月，北京在全國率先建立自然科學界和社會科學界聯席會議，設立高峰論壇，聯合建立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協同創新研究基地。

“兩個大局”下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研究的現實導向與融合趨勢

2016?年?5?月，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面對社會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日趨活躍、主流和非主流同時并存、社會思潮紛紜激蕩的新形勢，面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國際發展環境深刻變化的新形勢，面對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各種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不斷呈現、各類風險和挑戰不斷增多的新形勢，面對世界范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的新形勢，以及面對全面從嚴治黨進入重要階段、黨面臨的風險和考驗集中顯現的新形勢，都迫切需要哲學社會科學更好發揮作用，即“五個面對”“五個迫切需要”。

2020?年?9?月，在科學家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作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科學技術解決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強創新這個第一動力”（“兩個更加”）的重要判斷，提出“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四個面向”）的明確要求。

無論是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提出的“五個面對”，還是對科學家提出的“四個面向”，都具有十分鮮明的實踐導向。這就要求無論是社會科學研究，還是自然科學研究，都要走出“書齋”和“象牙塔”，都要經歷由純粹的學術研究型向學術研究和應用轉化并重型轉變，更加重視政策戰略和技術產品層面的應用轉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學科之間、科學和技術之間、技術之間、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之間日益呈現交叉融合趨勢，科學技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國家前途命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人民生活福祉。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快速發展主要依靠“人口紅利”，2000?年以來更多依靠“人才紅利”的話，那么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更需要在提高人才文化素養、充分挖掘“人才紅利”的同時，努力提高人才的精神品格和道德素養，最大限度地把“人才紅利”和“人文紅利”結合起來；而實現兩者結合的重要途徑之一，便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交叉融合與跨界合作。 

基于新型智庫高質量發展視角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協同作用機制

長期以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內部不連通、外部不貫通，以及兩大領域智庫發展的不均衡，是導致部分新型智庫發展營養不良、產出質量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傳統意義上的智庫與社會科學的“近親”屬性，再加上新型智庫管理部門和推進主體更多地集中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在智庫建設方面呈現社會科學領域的智庫整體規模較大、顯示度相對較高，而自然科學領域的智庫整體規模偏小、顯示度相對較低，即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冷熱不均現象。據南京大學中國智庫研究與評價中心、光明日報智庫研究與發布中心聯合課題組?2020?年底的統計，中國智庫索引（CTTI）系統收錄專家?15?736?名；其中，經濟學、法學和管理學領域的占比分別為?25%、22.9%?和?17.6%，文學、工學和教育學占比均為?6%—7%，其他學科專家所占比例較小；由此可見，目前我國人文社科領域學科智庫專家較為富集，而自然科學領域學科智庫專家數量有待提升。從某種意義上說，新型智庫目前更多的是在社會科學的語境中推進，自然科學領域建設智庫的潛力還沒有得到充分挖掘。因此，迫切需要將兩大領域的智庫進行跨界鏈接和融合整合，打通智庫發展和服務決策的“任督二脈”。

西方智庫生長“基因”來自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兩個源頭

智庫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產物。例如，著名智庫美國蘭德公司，最初幾年無論部門還是人員都以工程學與自然科學為主。1947?年，蘭德公司邀請大批著名的經濟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在紐約召開會議，并隨即在內部組建經濟和社會科學部。又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科學、技術和社會研究中心教學研究人員學科組成高度交叉；該中心研究人員的專業背景涵蓋航空、航天、核工程、物理學、化工工程、機械工程、電子工程等自然科學，以及科技史、技術史、歷史、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等人文社會科學各個領域；該中心強調內部聯合研究和利用外部資源開展聯合研究，從而形成了很多具有交叉特征的創造性應用研究成果。

新型智庫體系構成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類別

科技智庫是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簡稱“中國科協”）從?2010?年起開始推進科技思想庫建設。2014?年?2?月教育部印發《中國特色新型高校智庫建設推進計劃》，在強調“以?2011?協同創新中心和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建設為抓手，重點打造一批國家級智庫”的同時，強調加強高等學校軟科學研究基地建設，“以綜合性大學現有的高水平戰略研究機構為基礎，培育一批面向國家和國際重大科技戰略問題的國家級智庫”。2015?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在強調促進社科院和黨校行政學院智庫創新發展、推動高校智庫發展完善的同時，強調建設高水平科技創新智庫——科研院所要圍繞建設創新型國家和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研究國內外科技發展趨勢，提出咨詢建議，開展科學評估，進行預測、預判，促進科技創新與經濟社會發展深度融合。發揮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中國科協等在推動科技創新方面的優勢，在國家科技戰略、規劃、布局、政策等方面發揮支撐作用，使其成為創新引領、國家倚重、社會信任、國際知名的高端科技智庫。2021?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科學院第二十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會和中國科協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指出，要強化兩院的國家高端智庫職能，發揮戰略科學家作用，積極開展咨詢評議，服務國家決策。

黨委政府決策咨詢需求涵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知識領域

科學決策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具有雙重依賴性。智庫研究問題涉及經濟、社會、科技、政治、環境、民生等多重領域，因而其所涵蓋的學科領域也跨越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和社會科學。新型智庫研究需要突破以往單一學科領域的研究，轉變為融合貫通的研究，這既體現在學科基礎和知識領域的融合上，也體現在從學術理論到智庫研究創新鏈的貫通上。

智庫的現實問題導向和服務黨委政府決策的宗旨取向，需要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融合。當我們將關注重點聚焦于高層決策，就能感到我國研究機構科學研究體制上的不足：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是分割的，兩者之間沒有見面平臺，更談不上通過交流、經過碰撞而產生有價值的政策建議，甚至彼此還有偏見。現在迫切需要認同自然科學、工程技術與社會科學的關聯與合作的價值。如果說，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階段，注重經濟增長速度，注重科學與技術的工具性；那么，在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則應更加注重經濟發展質量，更加注重人的全面發展，特別是高質量發展、高品質生活、高效能治理。政策問題的復雜性、多元性、多學科性，對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協同發展發出更加強烈的呼喚，解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面臨的一些重大現實問題，既需要自然科學的創新驅動，也需要社會科學的智力支撐。

新型智庫發展的趨勢貫通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兩大學科體系

復合性和協同性，是新型智庫的根本屬性和本質特征，也是新型智庫與傳統智庫的根本不同。傳統智庫可以一己之見獻錦囊妙計，新型智庫專家則不僅要基于更加綜合的知識、更加全面的信息、更加科學的方法，還要注重多學科之間、多領域之間、多界域之間的協同。以自然科學為基礎的智庫研究，需要社會科學的政策和戰略思維；以社會科學為基礎的智庫研究，需要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和數據的支撐。智庫研究，迫切需要由傳統的小作坊、小生產和學術單干戶的模式轉向大工廠、大生產和大團隊協同攻關的模式，由單一學科的思維轉向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不同學科之間的協同思維，通過智庫研究過程的眾籌協同來實現智庫產品供給質量提升。 

以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貫通融合和跨界協同，促進新型智庫質量提升和國家治理現代化

充分發揮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各自的優勢及疊加效應，實現超越天文、地文與人文的高位貫通、有機融合和緊密協作，是新型智庫質量提升的必由之路，也是新型智庫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發揮更大作用的必由之路。從目前看，需要以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貫通融合和跨界協同為重點，著力構建智庫建設管理的?5?個體系。

構建貫通融合的智庫組織領導與政策牽引體系

加強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智庫融合的頂層設計，進一步完善智庫組織領導機構、政策牽引和實踐推進機制。

完善更具有貫通性的組織領導體系。發揮國家高端智庫理事會和地方新型智庫理事會作用，建立貫通社會科學領域與自然科學領域，更具有貫通性、更富有聯接性的新型智庫組織領導體系，從而促進自然科學界與社會科學智庫的跨界握手、牽手、攜手。

完善更具有貫通性的政策牽引體系。加強制度和政策層面的設計，通過機構整合、職能重組、成立聯盟等方式，建立貫通融合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智庫主體運行體系，為兩界智庫的貫通融合與協同發展提供政策制度支撐。

優化新型智庫的學科布局。新型智庫布局不應當局限在社會科學領域，而要關注自然科學領域的智庫專家力量，充分融合自然科學元素，組建一批實體性的跨界智庫。對于高校來說，應當加強理工學科與人文學科的交叉融合，大力發展新文科、新工科，強化科學和技術研究的政策和戰略導向，充分發揮自然科學研究在新型智庫建設中的重要作用。

構建貫通融合的智庫研究內部與外部協同體系

自然科學領域的智庫，迫切需要社會科學政策、戰略和價值判斷的加持；社會科學領域的智庫，迫切需要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技術賦能。如果沒有自然科學的支撐，新型智庫就會得“軟骨病”，難以真正立起來；如果沒有社會科學的加持，缺少價值引領和戰略方向指引，新型智庫難以真正行得遠。建立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協同體系迫在眉睫。

加強智庫內部研究力量的整合。科技創新智庫要引入社會科學研究力量，社會科學智庫要引入自然科學研究力量；通過組建跨界域的研究團隊，實現研究力量的協作、研究方法的協同，優勢互借、相互賦能，從而培養一批兼具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背景的復合型智庫專家。

加強智庫研究方法的融合。社會科學智庫研究迫切需要引進自然科學的思維和方法，特別是大數據技術。要把實驗和調查層面采集的數據、政府有關部門發布的數據與通過現代信息技術獲取的大數據有機結合起來，把自然科學“工筆畫”與社會科學“寫意畫”有機結合起來，把科學家的嚴謹和技術思維與社科專家的知性和價值思維結合起來，以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高度融合促進新型智庫研究質量提升。

加強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領域的智庫合作。加強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等自然科學研究機構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社會科學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加強自然科學界（科協）與社會科學界（社科聯）合作，推進兩界聯合、兩科聯盟，鼓勵自然科學家與社會科學家聯合攜手攻關，在重大科技攻關、重大政策創新、重大戰略形成方面實現更多突破。

構建貫通融合的智庫科學建設與人才培養體系

新型智庫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優勢互借的重要領域，是實現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高位對接的有效載體。智庫科學是一門超越具體學科具體研究領域的大學問；任何試圖將智庫學歸于戰略學、公共政策學、圖書情報學等具體領域的想法，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注重構建橫跨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智庫科學。重視決策理論和跨學科研究，推進研究方法、政策分析工具和技術手段創新，搭建互聯互通的信息共享平臺，為智庫研究提供學理支撐和方法論支持。增強智庫研究的科學性，運用科學的理論、科學的方法、科學的邏輯。遵循科學導向及科學研究的范式與邏輯，賦予智庫研究具備可證偽性的特征屬性，形成面向實際問題客觀實用的結論，把智庫研究發展成為智庫科學。要推動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從交匯到交織再到交融，實現兩者之間的有機貫通、高度融合，最終形成橫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具有應用科學和實證科學等科學特質的，能夠連接起知識與政策、理論與實踐的智庫科學。

注重培育橫跨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智庫人才隊伍。享譽海內外的杰出科學家、我國航天事業的奠基人錢學森，一生始終將個人理想與祖國命運相結合、將技術科學思想與國家需求緊密結合，不但主持完成了“兩彈一星”的研制和試驗，為中國國防科技工業事業所作出巨大貢獻，而且將系統科學理論和系統工程實踐推廣到社會、經濟、管理等各個領域，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結合方面擁有很高造詣，成為戰略科學家的杰出代表。當前，無論是科技界還是智庫界，都迫切需要培育、造就大批戰略科學家。因此，要增強自然科學領域專家和科技人才的社會科學素養，增強與科技創新、技術創新相對應的政策創新、戰略創新、制度創新、思想創新，培養造就一批戰略科學家和戰略科技人才，在科學研究過程中更多地釋放人文思想力量，更好地服務國家戰略決策。

構建貫通融合的決策咨詢服務與成果評價體系

決策咨詢服務，既包括政策層面、戰略層面的咨詢，也包括方案層面和技術層面的咨詢；既需要社會科學支撐，也需要自然科學加持。

鼓勵更多的專家開展為政策的科學研究。1963?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一項報告，把科學家參與的決策分成?2?類：為科學的政策和為政策的科學。前者是有關科學技術本身的決策，一般由科學家自主制定；后者是以科學技術為基礎的公共決策，充分的科學論證是此類決策有效進行的前提。

優化決策咨詢委員會的構成。諸如科技創新、產業發展、國土空間、低碳環保等領域的研究，無不需要自然科學研究的支撐，因此建立貫通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決策咨詢服務體系迫在眉睫。作為各級黨委政府，要以更加開放的姿態，組建決策咨詢委員會，推動社會科學領域的專家和自然科學領域的專家協同發揮作用。

推動成果評價體系的對等。改進科學研究的評價方式，實現由更注重論文發表數量到更加注重科研成果實際應用價值的轉換，建立學術成果與智庫成果、社會科學成果與自然科學成果對等的評價體系。

構建貫通融合的現代化國家治理雙輪驅動體系

歷史與現實反復證明，人類社會的發展并不單純取決于自然科學與技術的進步，還要有合理應用自然科學與技術新成就的制度和價值觀念。這就離不開哲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國要實現的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在這一過程中，既需要發達的自然科學，也需要繁榮的社會科學；既需要強大的技術力量，也需要強大的思想力量。社會科學是國家創新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戰略思想力量的理論源泉。如果說國家經濟發展進步的主動力，更多依靠自然科學和科技創新，那么，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主動力，更多依靠社會科學和智庫創新。以新型智庫建設為契機，推動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融合，推動形成與國家戰略科學力量相匹配的國家戰略思想力量，從而實現強強聯合，雙輪驅動中國現代化事業行穩致遠，讓中華民族以更加昂揚的姿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劉西忠，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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