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多以前，一則“媽媽崗”招聘，讓90后李芳重返職場。對于這份為財經類新聞做數據標注的工作，李芳最滿意其時間可以彈性安排，“不僅周末可以陪孩子，平時請假也方便”。

除了李芳所在的陜西省榆林市清澗縣，為母親解憂的“媽媽崗”出現在我國多地。今年4月中旬，廣東省人社廳推行“媽媽崗”就業模式并向社會公開征集意見。這份征求意見稿顯示，“媽媽崗”主要用于吸納法定勞動年齡內對12周歲以下兒童負有撫養義務的婦女就業，是工作時間、管理模式相對靈活的就業崗位。不久前召開的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提出，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并將“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減輕家庭生育養育教育負擔”等作為重點議題。

“‘媽媽崗’的探索經驗能夠為育齡夫婦尤其是女性的職育平衡提供操作路徑。”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副所長張蕾日前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時說，設置“媽媽崗”要實現個人與用人單位的“雙贏”，才能實現可持續性效益的產出。她認為，以減輕生育、養育和教育負擔為目標的生育支持政策，需充分賦權有生育意愿的夫婦及其家庭，“需要從全生命周期的視角來構建一套完整的、相互支撐的政策支持框架”。

李芳注意到，早在去年7月，一些政策措施就已向“媽媽崗”傾斜，包括就業扶持、稅收減免、雇傭雙方權益保護等。今年春天，一名網友在社交平臺上分享了自己參加“媽媽崗”現場招聘會的見聞。她說：“工廠、酒店、餐廳都有崗位，上午8點到下午4點半這個上班時間太合適了。”

“當前‘媽媽崗’針對女性設置，具有崗位門檻較低、工作時間靈活、促進女性‘職育平衡’等優勢。”在張蕾看來，我國多地探索“媽媽崗”，對于建立生育成本共擔機制有較大的現實意義。但目前“媽媽崗”的崗位設置傾向于制造業和服務業相關領域的基礎崗位，如普工、配送員、銷售員等，尚未覆蓋專業技術強和管理崗位的女性。上述征求意見稿也提到，鼓勵用人單位拿出部分專業技術和管理崗位用于“媽媽崗”設置。

張蕾補充說，當前“媽媽崗”的一些設置會將父親天然屏蔽在育兒責任人之外，“(這)加速了較高素質女性的人力資本折舊等”。她建議增加男性和女性共擔育兒職責的價值認同，將“媽媽崗”改為“親子崗”，對協同育兒的男性給予同等的就業支持。

張蕾說，“親子崗”應在能夠提前統籌規劃產能、執行多種計薪形式的企業先行試點，形成供需匹配、價值創造最大化的穩定模式后再進行推廣，能盡可能減少資源浪費，實現政府財政與用人單位投入產出效益最大化。

實際上，作為生育支持政策的一部分，推行“親子崗”模式需要與普惠性托育服務等公共服務模式相結合。在張蕾看來，生育支持政策不僅僅是針對女性個體的政策，也是針對所有家庭成員全生命周期發展的家庭政策，更是涉及減少貧困、增進兒童福祉、促進就業、促進性別平等的社會政策。

張蕾解釋說，從個體層面來講，親子兩代人生命周期重合階段為生育、養育、教育階段，因此，以減輕生育、養育和教育負擔為目標的生育支持政策，需充分賦權有生育意愿的夫婦及其家庭。“既要能保證嬰幼兒的健康發育和成長，減輕育齡夫婦面臨的經濟壓力，緩解職育平衡的矛盾，同時還需要為提供代際照料服務的老年人群提供支持”。

很多難點分布在覆蓋就業、結婚、生育、育兒、教育以及養老在內的全生命周期之中。李芳體會過養育兩個孩子時經歷的“分身乏術”，她說，缺少合適的托育服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自己回到職場。

“針對6個月至3歲低齡幼兒的普及托育服務，難點在于托育服務的可接受性、可及性、可支付性；針對孕產婦及產后1年內的夫婦產假與陪產假，難點在于產假制度的規范性和靈活性，以及規避產假過長帶來的重返職場困難等風險。”張蕾還提到，降低家庭為滿足嬰幼兒、少年兒童獲得安全、高質量成長所需養育成本的難點，在于市場監管和科學調控，降低教育成本的難點在于分層按需教育體系建設和教育投資的可支付性。

在張蕾看來，加快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要從保障勞動力數量的可持續性上發力。這既需要因地制宜推進生育津貼、育兒假期等政策調整落實，加強托育機構建設，也需要推動生育保障性質轉向基于家庭生育活動產生的全民保障，“減輕育兒家庭經濟負擔，提升企業落實生育保障制度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