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2023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中提出：“我們愿同各國政黨一道，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加快全球發展倡議落地，培育全球發展新動能，構建全球發展共同體”。2023年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的第10年，也是“一帶一路”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階段，從“大寫意”到“工筆畫”，需要我們聚力穩步推進“一帶一路”科技合作不斷走深、走實，同時也需要以前瞻性思維不斷鞏固科技合作成果，應對新挑戰，構建新發展格局。

構建“一帶一路”科技合作新格局的意義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推動中國式現代化、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搭建了重要平臺，不僅向“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分享中國方案、中國機遇，更為我國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提供了重要載體。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國內宏觀形勢錯綜復雜，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逆全球化思潮明顯上升，“一帶一路”建設面臨的外部干擾不斷加大。同時，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的激烈競爭前所未有，科技實力對國家核心競爭力與國際政治格局的影響不斷增強，全球科技發展模式和科技治理體系亟待改善。在此態勢下，推進“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進程中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而科技創新和科技合作是解決這一系列挑戰的“金鑰匙”。科技合作能為我國共建“一帶一路”邁向高質量發展提供支撐，進而為構建新發展格局、與世界各國走向共同繁榮作出積極貢獻。

科技創新已成為增進“一帶一路”民生福祉、應對人類共同挑戰的關鍵力量。世界已經進入大科學時代，科技發展呈多源爆發、交匯疊加態勢，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健康等領域加速突破，科研范式發生深刻變革，科研活動復雜性大幅提升。科技與產業深度融合發展，科研活動、生產過程、市場轉化一體化加速推進，數字經濟等新業態強勢崛起。科學技術的“中立價值”和“自然屬性”使其成為突破文化隔閡、制度障礙和政治阻力開展合作的首要選擇。在“一帶一路”建設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階段，我國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發起國，有必要加強科技創新資源、成果的分享，構建融合各國利益和訴求的開放、包容、互惠、共享的“一帶一路”創新共同體。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也指出要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科技合作是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也是拓展“一帶一路”建設新領域和新空間的重要環節。基于此，加快構建“一帶一路”科技合作新格局，在重要科技方向和重點領域加大科技合作力度，將為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激發新潛力。

我國與共建國家科技合作現狀與問題

“一帶一路”科技合作的主要成效

我國政府部門與共建國家的合作

2013年我國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之后，成立了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并在2018年組建了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以加強對外援助的統籌協調。在科技合作引領和支撐“一帶一路”建設中，科學技術部、教育部等政府部門紛紛出臺相關政策，推動“一帶一路”科技合作（表1）。

其中，科學技術部落實開展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聯合實驗室、科技園區合作、技術轉移4項科技行動，穩步推進“一帶一路”科技創新共同體構建。據公開數據顯示，2016—2021年科學技術部共支持“一帶一路”聯合研究項目1118項，累計投入29.9億元；建設了3批次共計53家“一帶一路”聯合實驗室，并與俄羅斯、白俄羅斯、匈牙利、巴基斯坦等國家建立了境外合作園區。

教育部充分發揮高校創新資源集聚優勢、國際交流與合作優勢，從留學生發展、合作辦學等方面開展高等教育交流，增強高校在“一帶一路”科技創新合作中的支撐引領作用。通過實施“絲綢之路”留學、合作辦學、師資培訓和人才聯合培養4個推進計劃，加強與共建國家的教育交流合作。據教育部中外合作辦學監管工作信息平臺數據，截至2023年6月，教育部已與14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開展中外合作辦學，成立了“中巴經濟走廊大學聯盟”、“一帶一路”標準化教育與研究大學聯盟等150余家“一帶一路”教育交流聯盟。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成立了可持續發展國際合作科學計劃，在生態、資源等領域開展雙多邊國際交流與合作。據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國際合作局項目指南及批準項目通知統計，2016—2022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已與20余個共建國家和有關國際組織簽署了合作協議（諒解備忘錄），并資助聯合研究項目超過900項（不完全統計），資助力度超過11億元。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實施中醫藥“走出去”戰略，積極推進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在醫療衛生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在“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合作建立了中國—津巴布韋中醫針灸中心、岐黃泰國中醫藥中心等30余個中醫藥海外中心，并開展中醫藥對外交流合作基地建設，有力推動了民心相通。

主要科研機構之間的合作

在“一帶一路”科技合作創新之路的推進中，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等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為我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重大工程建設中的關鍵科技問題、民生科技發展、氣候變化等全球共性科學挑戰提供了科技支撐。

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中國醫學科學院和中國農業科學院等科研機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相關機構及國際組織開展了密切合作。例如，中國科學院成立了首個綜合性國際科技組織——“一帶一路”國際科學組織聯盟（ANSO），啟動實施了“數字絲路”國際科學計劃，建設了中國—巴基斯坦地球科學研究中心等10個海外科教中心，成立了中國科學院全球“一帶一路”技術轉移轉化中心、中國科學院曼谷創新合作中心等，積極推動科研成果在“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轉化。

我國高校在教育部《推動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框架下，陸續成立了30余個“一帶一路”高校戰略聯盟，推動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高校在高等教育、科技創新等領域的交流合作。另外，39所高校成立了“一帶一路”相關的學院/研究院/研究中心，通過高校智庫開展“一帶一路”交流合作。

此外，“一帶一路”還為我國高新技術企業出海創造了重要機遇，通過在“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拓展業務、開展產業人才合作等參與到“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新興產業創新發展中。例如，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等通信類企業以網絡、算力、數據服務助力“數字絲路”建設，東方科儀控股公司牽頭成立中國科學院“一帶一路”產業聯盟，恒瑞醫藥公司通過設立公益基金的方式開展“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人才交流與培訓。

論文和專利合作態勢

論文和專利是全球科學、技術創新成果的最主要體現方式，同時也是衡量國家及創新主體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領域合作的主要形式。以截至2020年底與我國簽訂共建協議的138個國家為樣本，基于Web of Science論文數據庫和IncoPat專利數據庫，對我國與138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自2013年以來的整體科技合作現狀進行分析，檢索時間為2022年5月26日。

論文計量分析顯示，截至檢索日，除安提瓜和巴布達外，我國與137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皆有論文合作發表（圖1）。從我國與共建國家在環境生態、糧食安全、生命健康、綠色技術等圍繞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點領域的論文合作情況來看（表2），自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我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科技合作逐漸走深，論文合作數量持續快速增長，論文合作的重點國家包括新加坡、韓國、巴基斯坦、意大利、沙特阿拉伯等。中國科學院、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等科研院所和高校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科技合作，具有多學科優勢的中國科學院更是“一帶一路”科技交流的核心參與者，其合作論文數量高居榜首。“一帶一路”科技合作的外國參與者主要有新加坡國立大學和南洋理工大學、巴基斯坦費薩拉巴德農業大學、俄羅斯科學院、沙特國王大學等。

專利計量分析顯示，截至檢索日，我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合作申請專利共計7 061件。自2017年啟動實施“一帶一路”科技創新行動計劃以來，考慮到專利公開滯后性對2021年和2022年檢索到的專利數量影響，實際上我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合作專利申請量有了明顯的增長（圖1）。從國家分布來看，與我國合作專利申請超過100件的“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有新加坡、韓國、意大利、俄羅斯、奧地利、馬來西亞和新西蘭。從技術領域來看，我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專利合作技術領域主要涉及數字通信、計算機技術、儀器儀表、藥物及有機化學、機械制造等（表3）。

        可見，我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論文和專利合作主要呈現以下特征：知識創新合作的活躍度明顯高于技術創新合作。從論文來看，中國與共建國家的合作發文量由2014年的13 266篇快速增長至2021年的49 222篇，累計發文量達235 651篇，合作學科領域涉及材料科學、工程電氣電子、應用物理、環境科學、化學物理等多個方面。相較論文合作情況，我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專利合作總體差距較大，專利合作總量低、專利合作國家少。主要原因可能是多數“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仍是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低的發展中國家，其科技實力無法支撐其參與對外專利技術的合作與應用轉化。 創新要素與產出成果空間發展不平衡。受地理位置、政治文化、社會經濟發展等因素的影響，138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科技創新資源要素和發展能力存在較大差異，除了以色列、新加坡等國家之外，大多數國家為發展中國家，創新水平不高。從產出的科研論文和專利來看，我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科技合作關系日漸緊密，但科技合作還主要集中在新加坡、韓國、巴基斯坦、意大利、沙特阿拉伯等較少數國家，我國與廣大“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科技合作還大有可為。

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差異巨大，科技合作還未廣泛有效展開

“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科技差異巨大，科技合作的精準對接有待加強。“一帶一路”倡議涉及區域范圍廣，不同國家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方面差異顯著，國家發展基礎、科技需求參差不齊。大量“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受限于經濟發展水平和創新能力，自身創新活動不活躍，尚不能形成政府力量和社會資源協調推進的機制。因此，合作需求弱、資源調配難等問題增大了我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科技合作方案的對接難度，延緩了“一帶一路”科技創新共同體美好愿景的實現。

外部環境不穩定性制約著科技合作的廣泛開展。世界經濟下行、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加劇等傳統安全問題和傳染病大流行、生態環境惡化等非傳統安全問題對“一帶一路”科技合作的沖擊和挑戰正在加劇。一些“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不僅面臨嚴峻復雜的全球環境，還面臨經濟結構調整壓力等內部風險，導致這些國家的科技合作能力和意愿大幅降低。同時，歐美國家有意強化科技的壟斷性與國界性，借助自身成熟的研發體系和技術引領能力加大力度籠絡東盟等地區。美國、歐盟為抗衡我國“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的“全球基建和投資伙伴項目”“全球門戶”計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科技合作對接的難度。

科技合作新需求尚待滿足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浪潮涌起，人類面臨的全球氣候變化、疾病暴發等風險挑戰日趨嚴峻，這些給“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社會和經濟帶來巨大沖擊，同時也帶來科技合作需求的轉變。因此，“一帶一路”科技合作不僅注重在生態環境、農業科技等基礎領域的合作，更應著眼長遠、注重新興前沿技術領域的合作。

數字技術合作需求尚待深化。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正在與全球科技、經濟發展深度融合，“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對智能支付、數字基礎設施等數字技術合作的需求劇增。但目前，大部分“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數字基礎設施水平較低，相關產業發展落后，缺乏相關的技術人才，進而導致部分“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難以跟上世界數字經濟的發展步伐。在“一帶一路”數字化互聯互通機制標準方面，尚未構建起統一協調的“一帶一路”數字經濟政策、標準的規則體系。

綠色技術合作需求尚待推廣。當前，世界主要國家大力推動經濟的“綠色復蘇”和加速綠色低碳能源轉型進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在應對生態環境污染、全球氣候變暖進程中面臨著經濟、能源、貿易等領域對碳的約束，綠色發展中對碳中和技術的需求將成為與共建國家深化科技合作的重要領域。

健康醫療技術合作需求旺盛。當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面臨著嚴峻的公共衛生安全挑戰，各國醫療衛生科技水平差異顯著。特別是其中的中低收入國家衛生產品供給不足，衛生服務、治理體系欠缺等問題突出，對重大疾病的防控技術、與生命健康密切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等的技術援助、技術合作需求旺盛。

深層次科技合作的潛力和空間還需進一步挖掘

科技合作主體亟待多元化。我國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倡導“政府搭臺、企業唱戲”，然而在實踐中，由于科技合作帶來的短期經濟提升效益相對較弱，各類創新主體參與國際科技合作的積極性還有待挖掘，企業等民間國際科技合作仍顯不足。加之共建國家復雜的政治、經濟風險，使科研機構、科技型企業出海持謹慎態度。此外，民間金融力量滯后，使政府援助資金與商業資本難以形成合力，缺乏對項目的可持續跟蹤和造血能力的培育，造成合作項目常因援助結束而中止。

科技人才合作尚處于起步階段。我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科技人才合作主要聚焦職技能培訓、留學生培養等，而基于合作研究的訴求特別是產業應用研究訴求推動的科技人才合作缺乏。高層次人才、機構間聯合開展科技研發、早期技術突破合作較少，共建聯合實驗室等常態化國際合作交流平臺尚處于探索和建設階段。涉及國際科技合作的項目管理、知識產權服務、風險防控和涉外談判等各類型人才短缺。

科技合作保障與對接機制還需完善。大部分“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政府科研資金投入少，甚至難以穩定提供合作資金，過于依賴世界銀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等國際組織，以及我國所提供的無償資金援助。在全力推動健康絲綢之路、數字絲綢之路、綠色絲綢之路建設中，還面臨我國標準認可度低、在國際標準體系中的競爭力不足等問題。

新時期構建“一帶一路”科技合作新格局的對策建議

加強頂層設計和統籌協調，調動各部門和社會各界的積極性

加強體制機制對接與保障。立足需求、突出國別和領域重點，加強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體制機制對接，加強政策溝通，清除科技資源、創新要素在共建國家間合理流動的體制障礙。設立“一帶一路”科技合作統籌協調和領導機制，深化和完善“一帶一路”科技合作詳細規劃及重要參與主體的實施方案，統籌科學技術部、教育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等部門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科技合作資源和渠道，形成長期保障機制。

提升科技合作經費的多元化渠道。加強科學技術部、教育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及中國科學院等現有“一帶一路”科技項目的銜接與統籌，促進“一帶一路”科技合作財政資金的高效運行，用科研資源引導科學家走向“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開展科學研究。鼓勵省（市）級地方政府加強投入，設立專項配套資金，支持有利于與共建國家開展科技合作的科技研發、平臺建設、交流合作等。鼓勵設立民間“一帶一路”科技合作專項投資基金。

加大央企、國企等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力度。產業科技創新是“一帶一路”科技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推動央企國企在科技創新、技術轉移、科技產業園區建設等方面發揮戰略先導作用，形成央企國企出海打頭陣、中小企業緊跟的行動組織格局，讓更多的“中國創造”走進“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助力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新格局的構建。

充分發揮國際組織的作用，積極實施國際大科學計劃

積極推動民間科技組織交流渠道。充分發揮國際科技組織（如ANSO）、區域科技聯盟等民間科技平臺的作用，并積極尋求與更廣泛的國際組織或國家的科技合作，拓展民間科技組織合作網絡，推動ANSO等國際組織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民間科技合作。建立健全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科技創新合作治理體系，不斷拓展與重點地區、重點國家的科技合作深度，以點帶面示范帶動“一帶一路”國際開放創新合作新格局的形成。

加強與聯合國和已有國際科技組織的合作，參與全球科技治理。主動對接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深入參與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的多邊科技外交活動，為民生福祉類全球問題貢獻中國方案，主動幫助共建國家提升應對全球性挑戰、醫療健康等民生領域的科技治理水平。

組織開展國際大科學計劃。聚焦事關全球和區域性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圍繞環境氣候變化、生命健康、綠色能源、可持續農業、物質科學等重要國際議題謀劃國際大科學計劃。凝聚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合作共識，增強合作創新能力。提升已有“數字絲路”國際科學計劃、可持續發展國際合作科學計劃等大科學計劃影響力，加快形成一批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研成果。

建設科技創新聯盟，推進技術多向轉移

成立民間科技創新聯盟，擴大和深化共建聯合實驗室建設。聚焦生命健康、糧食安全、環境生態、綠色技術等重點領域建設更緊密的科技發展伙伴關系，提升“一帶一路”聯合實驗室在促進科技合作中的基礎性、引領性作用，在東南亞、南亞、中東歐等“一帶一路”主要共建區域，積極搭建創新合作平臺，集成聯合研發、科技人才交流與培養、科技成果宣傳展示、先進適用技術轉化落地等功能。

推動“一帶一路”科技示范區建設。發揮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銀行等金融組織在國際技術轉移中的作用，有針對性地開展我國先進科技在“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投資布局，以產業投資帶動先進技術的輸出。圍繞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普遍關心和有需求的生態環境領域，探索建立海外生態文明科技推廣示范區，促進節能環保、清潔能源、生態農業等民生科技“走出去”。

加強標準的合作與建設。在信息安全、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等數字、低碳領域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制定，推動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標準互認，以科技創新促進產品和服務質量標準認證體系的完善，以標準建設助力高質量發展。

加快科技人才培養，構筑互利共贏的創新發展共同體

加強科技創新人才隊伍的建設。充分發揮海外科教中心、“一帶一路”聯合實驗室、ANSO等重大國際交流平臺作用，推動人才聯合培養、學歷互認、科研項目跨境合作等，更高效地為“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在健康、綠色、創新、數字等重點領域培養一大批科技創新人才，以及友華、知華的科學家。支持國內高校與共建國家知名高校和研究機構建立科教合作伙伴關系。

加強“一帶一路”科教培訓。加快培育和認定一批“一帶一路”科技合作服務機構和知識產權服務機構，為“一帶一路”科技合作中的項目管理、中介服務、知識產權、風險管理和涉外談判等方面培養復合型人才。鼓勵我國企業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當地大學聯合開展科教培訓，培養服務“一帶一路”重點項目的實用型人才。

完善科技人才交流常態化機制，增進科技創新的互信與合作。持續擴大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科技人文交流規模，并通過開展豐富多彩的科技主題活動、科普宣傳和教育、科技博覽會、學術年會等加強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科技人才的常態化的雙邊和多邊交流，建構多層次寬領域科技人文交流平臺，穩固壯大“一帶一路”科技合作朋友圈。

（作者：劉衛東、宋周鶯，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李婧、肖國華、曲建升，中國科學院成都文獻情報中心；汪亞峰、陳發虎，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