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國內一家專業人才招聘網站最新發布的調查結果在職場廣為流傳：在１５００余名受訪的企事業職員中，超過九成的人在進入新年之際感到焦慮。
焦慮，疲憊，挫折感，“亞健康”……上述種種“群發性病癥”在年終之際騰然而起。值得關注的是，面對“年關綜合癥”的來襲，身在職場的不少人都沒能幸免，被一一擊倒。
“年關”兩字好焦慮
曾是大學同窗的小鐘和小湯，最近見面時互嘆苦經：新年剛到，人怎么就又累又煩躁，還常常失眠呢？
小鐘是上海一家知名房地產公司傳媒部的職員。他說，每年到了１２月份和１月份，工作量就陡然增大，一來每年都有幾筆大業務要在這段時間敲定，二來還要“忙里偷閑”寫年終總結，１２月份剛剛提交完上年總結，１月份還得趕寫下年計劃。“忙是挺忙，可心里依然空落落的。一年一年周而復始，只有重復，沒有進步，一年到頭，只有深深的疲倦。”
研究生畢業的小湯進入一家外資銀行營業部工作已半年有余，但日復一日繁忙而瑣碎的柜臺工作讓他情緒低落。柜臺工作挺簡單，不用多久就熟悉了，然而，讓他感到痛苦的也恰恰在于此。“我帶著雄心壯志和十足干勁來到這里，卻被安排成天重復做著枯燥的事務。可我是一個新人，上級不可能給什么機會。眼看著新的一年到來，我卻看不到自己的將來，不能抱什么希望。郁悶啊！”
“郁悶”的不只是他倆。日前，某網站進行了一項調查，這項針對ＩＴ、金融、制造業等１５個行業１５００余名企事業職員的調查結果令人吃驚：多達９１．７％的被調查者在歲末年初之際“感到焦慮”。
在這些“焦慮者”里，２８．４％的人認為“自己在過去的一年里碌碌無為”，２６．７％的人表示“上一年的計劃目標沒有實現”，１７．１％的人“在上一年里工作不順”，而１４．５％的人開始為自己見長的年齡擔憂。
誰動了我的情緒？
元旦剛過，外企員工小莉因為一份“年終總結”而要求住院，不想上班，不想見家人和同事。她說：“我上年的任務完成得不夠出色，年終總結很可能會挨部門經理批評。一連幾夜睡不好，第二天頭昏腦脹，腰酸背疼。”
歲末年關，單位開始進行各類總結、評優、應酬、人事變動，“年關綜合癥”也隨之悄然襲來。不少職場人士感到無聊、無助，較多地出現煩躁、焦慮、多夢、恐慌、脾氣火爆，部分人甚至出現注意力無法集中、腸胃不適、頭痛、失眠等一系列“亞健康”癥狀。這些人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活得真累”，或者“活得真沒勁”。
打量“年關綜合癥”，可以發現以下幾種情緒：
情緒之一：疲勞崩潰。常用語：“這么多活，煩死了！”、“真想辭職不干了！”
一些職場人士忙碌了一年，身體就像一直繃在弦上的箭，到了年關，潛意識產生一種松懈心理，此時如果還有忙不完的工作任務，就越發難以承受。
年關出現的“倦怠分子”，以教師、醫生、律師、警察、公務員等職業的人較為常見，尤以女性居多。最普遍的反應就是做什么都煩，每天都無精打采，郁悶、失落，總想大哭或者摔東西，就沒一件順心事。
情緒之二：無心工作。常用語：“新年來了，春節快到了，一年到頭，什么時候才能放假啊？”
癥狀表現為：心情浮躁，什么事都做不下去，精力不集中、坐立不安，反應遲鈍，特別容易走神。
情緒之三：焦慮迷茫。常用語：“唉……”
不少人回顧一年來的工作時，一聲長嘆、一臉惆悵，仿佛什么成就都沒有，荒廢了時間，提及自己來年的前途，更是沒來由地“心慌慌”。這類人群以從事銷售、ＩＴ業的職員居多，且以職場新人尤甚。他們經常“瞎琢磨”：“明年晉級有戲嗎？那么多人都走了，是不是我也該辭職？”
心理專家分析說，中國人素有“年終算賬”的習慣，“過年”也因此成為“過關”。重壓之下，那些面臨考核的上班族較易產生恐慌或無所適從的情緒，例如因跳槽、換崗導致不適應，因收入不高、過年拮據而自責恐慌等等。這一心理不加以疏導，還可能引致其他生理疾患。
為何“最近比較煩”？
把脈“年關綜合癥”，人們注意到各式各樣的“病因”：因加班加點而疲倦；因上年計劃未完成而恐慌；因競爭壓力而焦慮；因公司裁員而心神不寧；因公司和個人前途而憂慮；因被提拔到新崗位而無所適從；因“是不是該跳槽”而煩惱……
人在職場，年關之際為何比較煩？
有分析認為，新年到來，春節進入倒計時，喜氣洋洋的氣氛漸濃，而這一氛圍更易引發職場人士的心理落差。如同聚會能讓孤獨的人感到更孤獨一樣，在“本該很快樂”的日子里，種種令人不快的事情被突然放大，在種種困乏不安情緒的疊加之下，焦慮感不斷升級。
同時，在多數人的認識中，新年意味著辭舊迎新。一些感到前一年工作不理想的人，或者還沒來得及規劃未來的人，就更容易在這個時候對未來感到迷茫，會為時間過得太快而惆悵，會對自己的停滯不前感到失望。
除了“年味”的影響，專家指出，“年關綜合癥”的根源，還在于社會觀念壓力和制度缺失。
一方面，白領等職場人士受到社會觀念的壓力要大于富豪或者“低保戶”，而這導致職場人士對職業規劃和人生目標的理解產生偏差。網站調查顯示，“一年碌碌無為”和“目標沒有實現”成為半數以上受訪者焦慮的主因，但復旦大學社會學教授于海認為，實際情況是，多數職場人士并非“能力不足”或是“缺乏職業進取心”，而是一直“忙著回答社會觀念的要求”，逐漸加重了焦慮感。
于海認為，“成功”在當前社會觀念中已經有了“量化指標”，例如住房面積大小，很多明明只需要１００平方米房子的企業中層管理者，卻要為供得起１５０平方米以上的房子而努力。“相當一部分職場人士不是為了提高自己而打拼，而是迫于社會對他的要求不得不拉緊自己的神經。”
另一方面，專家認為，三大制度的缺失也需要引起關注和思考：
一是就業壓力，這一壓力正從“職前”轉到“職中”，不只是求職者，就連身在職場的人也或多或少地感到不安；
二是戶籍、人事等方面的制度障礙。于海認為，這些障礙阻礙了職場人士的流動，影響了他們追求更高的收入和社會地位，公正、合理、開放的現代化社會流動格局尚未形成，使他們缺乏歸屬感，容易產生不安和功利心理；
三是分配制度的弊端。浙江大學社會學教授馮鋼指出，大多數職場人士不屬于高收入與低收入范疇，既不是國民收入一次分配的得益者，又不是二次分配的受益人。與此同時，收入水平的差異又非常明顯，同樣的空中乘務工作，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月薪為８萬元，而一些國內航空公司的月薪卻只有８０００元，這讓不少人感到不公。“這種差異感并非來自于能力差異，而是來自于機會不均和現實之困。隨著一些城市里外資企業的增多，集體焦慮感呈上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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